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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嘉星鲁智勇
藏文史书《国王遗教》记载说松赞干布曾秘藏了10个银壶，其中3个为骆驼首，7个为鸭首，均为吐蕃悉补野时期流传下来的圣物，是盛大节日或庆典时用于装盛青稞酒的酒器。而拉萨大昭寺就有一件被五世达赖称为“马头银圣壶”的镇寺之宝——吐蕃银壶（以下简称“大昭寺银壶”）。其复制品曾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展出，很受广大观众的赞赏。
对于大昭寺“吐蕃银壶”，五世达赖认为它是松赞干布自己使用的酒坛酒器，并称之为“马头银圣壶”，。系该壶原系宗客巴大师作为“伏藏”发现后供奉给大昭寺的，（大昭寺银壶应是《国王遗教》记载的银壶）。西藏东部的司都大喇嘛认为这件银壶应该是发现于拉萨附近的扎叶尔巴寺，（这座古寺是莲花生大师的修行之处，）之后才被移转到大昭寺（参见《欧亚文明交流的见证——拉萨大昭寺藏吐蕃银壶》，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霍巍）。
该壶造型极具特色，与中亚波斯器具造型的关系密切，并非中国器物的常见造型。其造型及壶身上的纹饰特征都反映出它是一件中外文化艺术深度交流融合的产物。尤其是从其银质、鎏金状况、纹饰状况、錾刻方式、壶形源流等方面看，大昭寺银壶应该是吐蕃本地工匠在模仿基础上的再创造的精美工艺品。
无独有偶，今天再介绍一件西安源浩华藏博物馆与中国民族艺术馆联合展出的一件极类似的鎏金银壶（以下简称“源浩银壶”）。并根据该源浩馆银壶与大昭寺银壶在银质、纹饰、鎏金方法、錾刻方法等特征上的差异的对比分析，探究其神秘身世及二者之间的历史关系。
为便于准确探究，在开始具体的器物分析前，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公元六、七世纪时围绕今天的西藏地区的中外历史状况。
在公元六至七世纪，中国的李唐王朝时期的中国成了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国家之一，李唐王朝的中央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的开明举措既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也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和对外的友善交流，从而形成了大唐帝国＂四夷宾服、万邦来朝＂的繁荣昌盛景象。与此同时，和与大唐王朝共同同时兴起并走向兴盛的还有地处青藏高原的吐蕃王朝。
公元七世纪初期，吐蕃王朝赞普松赞干布在降服达布、苏邮等部后，不仅结束了青藏高原长期以来部落纷争、分裂割据的局面，而且还在致力于寻求与大唐王朝建立和发展良好的睦邻友好关系——从公元年松赞干布首次派遣使者入唐朝贡伊始，至公元年松赞干布亲赴河源迎娶文成公主入藏的唐蕃联姻，李唐王朝与吐蕃王朝就已确立了双方政权亲密的＂“舅甥关系＂”。经过两次政治联姻与八次会盟而缔结的＂舅甥关系＂，不仅为唐蕃古道的形成与发展及彼此之间政治、经济的渗透影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且也为唐蕃之间的文化及民俗的沟通交流与融会贯通敞开了宽广的大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由此，吐蕃的手工业也蓬勃发展。
唐代在对外交往中继续坚持和发展独具中国特色的“朝贡贸易”。西域各国向唐王朝提供了诸多域外“贡物”，唐王朝政府也给各国商人、使节回赠内容丰富的各类珍贵物品。金银器是其中的重要角色，吐蕃曾频繁向唐王朝上贡金银器以表示与唐王朝关系密切。如贞观二十年，吐蕃“作金鹅奉献,其鹅黄金铸成,高七尺，中可实酒三斛”(参见《册府元龟》，王钦若等编)。显庆二年,“吐蕃赞普遣使献金城,城上有狮子、象、駞马、原羝等,并有人骑。并献金瓮、金颇罗等”(参见《册府元龟》，王钦若等编)。唐王朝在接受贡献的同时,也对各国来使赏赐金银器等来体现大唐国恩与体现大唐盛世之昌。而源浩银壶有着明显的唐代宫廷工艺特点，。这是否就是唐王朝赏赐给吐蕃的艺术精品，亦或是大昭寺“吐蕃银壶”的母本呢？下面我们进行详细地探析。
一、源浩馆银壶的基本特征
了解了时代背景之后，我们介绍一下大昭寺吐蕃银壶之外的另一把银壶——源浩银壶的基本特征：
这件银壶的造型十分特别，造型是没有焊接圈底的椭圆形瓶壶身向上逐渐收缩上直接伸出形成细颈，上接驼首状（或马首状）的壶首长颈，驼首上端开有三重仰莲形外撇圆口，莲花口下方与长颈间衔接空心立体驼形壶首，驼首双耳后竖且鎏金，驼首上下唇间衔有一个圆管形小流（与著名的陕西省博物馆牛首玛瑙杯金盖内的流一样），驼首下颏饰有錾刻鎏金的卷须，驼首颏下瓶颈上部饰鎏金回纹一匝。
颈下部接球形瓶身。颈身相接处饰莲纹一匝，纹带之下为四组纹饰,分别为两组骑射图与两组鹿纹。其下为该壶的主要图像，一组反弹琵琶图、弹箜篌图和吹笙图。主要图像下方,间饰花簇一列。以上各种形象、纹饰皆以捶揲技法作出做出,并鎏饰金色。
此银壶与西藏拉萨大昭寺秘藏的“镇寺之宝”——吐蕃王朝时期的银壶造型基本一致，但但纹饰图案、细节处又有很多不同。由此引发一系列值得探究的问题：
二、源浩银壶是否与大昭寺银壶一样，都属于吐蕃“伏藏”？
关于大昭寺藏吐蕃银壶的来历，历史上曾有各种不同的传说。五世达赖认为它是松赞干布自己使用的酒坛，系宗喀巴大师作为“伏藏”发现后供奉给大昭寺的。而源浩银壶与大昭寺银壶造型一致，纹饰设计构思相近。根据五世达赖的推断，结合藏文史书《国王遗教》记载的“松赞干布曾秘藏了10个银壶，其中3个为骆驼首，7个为鸭首”的记载内容，大昭寺银壶与源浩银壶，似乎就是上述吐蕃伏藏“3个骆驼首”中的两件。这两件造型一致的银壶是“驼首”而不是“马首”。
源浩馆银壶多年前发现于青海。根据唐代“安史之乱”后，吐蕃曾长期控制青海全境（近年，（吐蕃末期赞普达玛灭佛时有一些高僧逃至青海，使青海成了藏传佛教后弘之地，西夏之后青海多地也是藏族集中聚居的地方），故，松赞干布的银壶流转到青海也很正常。根据源浩银壶的发现地点、其非凡的制作工艺和其壶身为银质贵金属的诸多特征看，其必属吐蕃上层使用。及再根据其造型以及风格与大昭寺银壶一致，尤其是这两把壶都有相同造型的“驼首”等特征可以推定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五世达赖推定定的来自松赞干布的“伏藏”。
三、源浩银壶是否是由唐代宫廷制作后赏赐给吐蕃的珍宝？它与大昭寺银壶又有着怎样的渊源？
1、从银质上看，源浩银壶应为唐代宫廷制作，而大昭寺银壶是吐蕃本地制作。
大昭寺银壶推定为吐蕃本地产的原因之一，是其基本上壶身为纯银质，使用纯银而非合金银制作银器是吐蕃以及藏地银器制作的习惯工艺。纯银的质地较软，容易生锈。而源浩银壶从在壶身银质上看是含锌和硒锡的合金银，其硬度较高，适合錾刻和抛光，同时相对于纯银器而言，不容易受沁生锈。源浩银壶的光泽度更高，符合唐代金花银器用银的特征，。其与著名的法门寺银器、何家村的胎质是一样的（如下图所示），通过银质的特征及金银器的珍贵性，可以推测其应为唐代宫廷所制作，其金属冶炼工艺要高于与吐蕃银壶不同。
2、从鎏金方法上看，源浩银壶应为唐代工匠制工艺作，而大昭寺银壶鎏金法应为吐蕃藏地古代本地制作鎏金法
大昭寺银壶是吐蕃本地和西域的鎏金法，，其鎏金的厚度、亮度及光滑度与唐代鎏金工艺不同，要低于源浩银壶。大昭寺银壶显示其在，并且鎏金之后没有再对鎏金部分进行经过抛光打磨。为什么不进行打磨呢，因为这或许是因为藏地的古法留金与西域各国一样，因鎏金水较薄，不适合打磨，打磨之后就容易出现磨损所致（。而且时间一长，稍微进水就会生锈，容易把鎏金部分淡化，也就是说金水不足以完全遮盖银胎、鎏金发红，这是吐蕃地区早期鎏金器的特点）。
而源浩银壶鎏金方式则符合唐代的鎏金工艺特征（唐代的鎏金工艺十分精湛，当时称为“金涂”、“金花”、“镀金”，在珍贵的金银器制作中较为盛行，《唐六典》中就提到了这一工艺），其鎏金的金水较厚，同时鎏金后又经过抛光打磨，故鎏金部分的亮度较吐蕃和西域各国鎏金器的亮度为高）多了好几道工序，明显与西域和吐蕃本地的鎏金法不太一样，这是推断其为唐代宫廷工匠制作的重要依据之一。
3、从錾刻方法上看，源浩银壶为唐代的工艺方式
除了银质、鎏金方法可以推断源浩银壶为唐代宫廷工艺外，最关键的依据还在于其是錾刻方法与大昭寺银壶不同。源浩银壶的錾刻痕明显是唐代的长楔形錾刻工艺痕，而非中亚的短楔形圆条形錾刻痕，也不是吐蕃的扁长线凿工艺痕。而大昭寺银壶是典型的吐蕃藏地錾刻方法。唐代的錾刻法跟与吐蕃和西域各国金银器的錾刻工艺法表面类似，但在细节上大有不同，其属于长楔形錾痕，所以錾出来的文字纹饰看起来很犀利，比较完整，突兀的浮雕感不是很强但形象表达准确，不像藏地的錾刻方法，有凸凹不平的浮雕感觉。
4、从锤揲工艺上看，源浩银壶符合唐代的工艺特点
源浩银壶上的均匀细腻的锤揲工艺痕是很明显的，与唐代金银器制作工艺相符。锤揲是绝大多数古代金银器物成型前必须经过的工艺过程，又称锻造打制，出土金银器铭刻中称“打作”。唐代金银器皿中的很多碗盘碟杯等都是用锤揲技术制作的。
5、从浮雕特征上，源浩银壶符合唐代风格
源浩银壶上的浮雕与藏地银器浮雕进行对比，其风格明显不同。吐蕃金银器浮雕的浮凸感更强，而源浩银壶上的浮雕更符合唐代的风格。
6、从抛光工艺上看，源浩银壶符合唐代宫廷工艺的特征
从源浩银壶脖颈处抛光后留下的同心圆痕迹看，这是唐代宫廷工艺的特征，即器物经过锤揲后成型后会在脖颈处再由加车工旋削抛光。唐代已使用了人工传动的机械式车床对材料进行切削车旋、抛光，其技术水平十分高超（在陕西何家村窖藏的唐代金银器中可以看出，唐代的金属冶炼、机械设计及加工、焊接、贵金属制作等都已达到较高的水平）。
7、源浩银壶和大昭寺银壶纹饰的设计风格
源浩银壶的主纹饰是一组伎乐图，分别是反弹琵琶图、弹奏箜篌图和吹笙图。大昭寺银壶的主纹饰是两组反弹琵琶图和一个醉酒图（如下图所示）。下面详细分析大昭寺银壶和源浩银壶上纹饰的设计风格。
（1）大昭寺银壶上的三人醉酒的形象
大昭寺银壶上的醉酒的人物形象是印度—巴基斯坦这一区域的中亚人的形象，与来自印度的达摩祖师形象相似（如下图所示），而非吐蕃人的形象。所以大昭寺银壶可能是吐蕃本地工匠制作，而图文设计者是中亚人，故擅长用自己的形象去描绘人物，这可能是吐蕃与中亚交流合作的产物。
（2）源浩银壶上的反弹琵琶图
如上图所示，从反弹琵琶人物上的胡子、头发和日月宝冠等可以看出，源浩银壶上的人物是典型的吐蕃人的形象，并且有些许中原人像的特征。其头上戴有日月宝冠，具有典型的藏地风格。日月图符是藏区出现频率最高的图符，直到如今，在藏族人的建筑、头饰、唐卡和壁画中都仍随处可见（在佛教金刚乘中太阳和月亮是最重要的象征星相，太阳代表智慧，月亮代表慈悲）。
银壶上反弹琵琶的人物形象显示出该银壶设计人非常熟悉吐蕃人及其生活习俗，。而人物服饰上的大翻领，则是受到中亚波斯、粟特服饰影响的吐蕃式样服饰，其原型见于新疆克孜尔石的龟兹国王与武士壁画中，近年来考古发现的青海都兰木板画（如下图所示），以及藏东昌都地区、青海玉树地区、四川石县等地发现的吐蕃时期佛教石刻画像上，均可以看到同类风格的吐蕃式样大翻领。反弹琵琶的人物形象和服饰特点显示该银壶可能是既熟悉同时代中亚萨珊波斯和粟特艺术风格而又了解吐蕃人的唐代宫廷工匠所设计。更多的因素是唐王室为特定目的和功能而设计制作的定制品，极有可能是出于赏赐吐蕃的目的而专门制作的的。
（3）源浩银壶上的吹笙人物纹在唐代伎乐图中十分常见（笙是汉族古老的吹奏乐器）
源浩银壶上吹笙的人物形象为中国和吐蕃所喜用，笙是古老的中国乐器，而不是来自于中西亚。吹笙图在唐代的伎乐图中十分常见，如朝阳唐墓出土的唐代陶瓷吹笙俑和何家村窖藏的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中的吹笙纹（如上图所示）。笙属于簧片乐器族内的吹孔簧鸣乐器类，发音清越、高雅，音质柔和，是汉民族古老的吹奏乐器。故此是源浩银壶为中原唐代工匠所造的证据之一。
（4）源浩银壶上的弹箜篌人物纹是唐代的常见纹饰
源浩银壶上的箜篌在唐代伎乐图中也经常出现。箜篌是中国古代传统弹弦乐器又称拨弦乐器。最初称“坎侯”或“空侯”，在古代除宫廷雅乐使用外，在民间也广泛流传。在中国盛唐时期，随着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箜篌演奏艺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古代的箜篌先后传入日本、朝鲜等邻国。在日本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中，至今还保存着唐代箜篌残品。源浩银壶上的弹箜篌人物纹是唐代艺术风格和与吐蕃人物形象的结合，是一带一路上唐蕃友好交往和文化融合的见证。
例如敦煌莫高窟第窟的《观无量寿经变》是吐蕃时期的杰作，其画面受到了中原画风的巨大影响。其中反弹琵琶人物右边的人演奏的即是箜篌。
唐代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的继承、总结、融汇、创新的态势，使其整个社会洋溢着博大豪迈之情与高昂进取之志。在这种先进思想意识和文化意蕴的影响及熏陶下，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石窟壁画、金银器等艺术作品也延续了唐朝时期＂务实而不失浪漫、冷静而不乏激情＂的图像内容与艺术风格。
（5）源浩银壶上的人物狩猎纹是中外文化艺术深度交流并融合的产物
源浩银壶上的人物狩猎纹与波斯萨珊王骑马射箭的形象相似，但风格却不相同。而该纹饰与北京首都博物馆中“一带一路中的青海”展览的骑射形金饰片造型基本一致，应是同一时期的艺术品。其中的奔马是典型的早唐时期战马的表现风格，动感极强。该骑射图案中的战马与著名的唐太宗李世民昭陵六骏形象、风格如出一辙。由此可见，图文设计者是既熟悉同时代中亚萨珊波斯艺术风格而又熟练掌握中国艺术的唐代宫廷工匠，该器物纹饰的形成是当时中外文化艺术深度交流并融合的产物。
中国古代狩猎历来被看成重大事件，狩猎题材也曾在战国青铜器、汉代壁画和画像石、魏晋砖画中出现。
在中西交流空前繁荣的唐代，狩猎图像的突然增多，似乎不是偶然的。唐代金银器上的狩猎图像看作是中国传统题材的延续和外来风格的影响相结合更为恰当。
（6）源浩银壶上的回纹是中国古代器物的典型纹饰
源浩银壶脖颈处是回纹。回纹，又称回字纹。它是由古代陶器和青铜器上的雷纹衍化来的几何纹样。因为它是由横竖短线折绕组成的方形或圆形的回环状花纹，形如“回”字，所以称做回纹，是中国古代器物的典型纹饰。研究者提出“回”字纹由上古涡纹、云气纹演化而来，表征的是古人天、地、人三才循回统一的宇宙观，也是古人对气运绵绵不绝的追求象征，是中国独特的吉祥文化的组成部分。上古之时，人们在陶器上绘制、玉器上琢制涡纹、云气纹乃至后来的回纹都是在追求古人理想中的神力、气场，装饰有这种纹饰的器物就是古人的“神器”。
（7）源浩银壶上的莲纹是唐代的典型纹饰，它的使用与佛教的盛行有关
莲纹是中国古代传统纹饰之一，它的使用与佛教的盛行有关。南北朝至唐代，莲纹常作为瓷器或金银器的主题纹饰，碗、盏、钵、盘的外壁或内划复线仰莲，有的盘心还饰蓬莱纹，酷似盛开的莲花，变化十分丰富。源浩银壶上的莲纹也佐证了其应是中原唐王朝制作的工艺珍品。
四、小结
综上所述，从银质、鎏金状况、纹饰状况、錾刻方式、壶形源流等方面看，源浩银壶的设计者是既熟悉同时代中亚萨珊波斯艺术风格而又熟练掌握中国艺术的唐代宫廷工匠，再结合时代背景和发现地点，源浩银壶很有可能是由大唐王朝赏赐给吐蕃王朝，作为两国之间友好交往的信物。而吐蕃王室也把这件银壶视作珍宝、爱不释手，故又重新仿制而有大昭寺银壶，这可能就是《国王遗教》所记载的松赞干布所秘藏的3个骆首银壶的来历。大昭寺银壶应该是吐蕃本地工匠在模仿基础上又融合中西亚工艺和文化的再创造的型的精美工艺品（至今大昭寺银壶仍是西藏宝贵的文化财富，在一年一度的藏族传统节日——“吉祥天母节”的盛典中充当着重要角色）。所以说源浩华藏博物馆所藏的这件鎏金银壶与大昭寺银壶其实是当时中外各种文化、艺术深度交流并融合的产物，是见证一带一路上唐王朝、吐蕃王朝和西域各国之间友好交往史的珍贵艺术品。
（张嘉星、鲁智勇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