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恩泉/成都医学院教授、成都世通研究院研究员
在多国疫情“再现高峰”之际，新变异毒株奥密克戎的出现令人担忧。新冠疫情暴发至今已两年，虽然世界为之付出了巨大努力，但由于病毒持续变异、国别差异等原因，国外持续高发，国内多点散发，预计与新冠疫情的斗争短时间还难以结束或不排除疫情反复。从医学科学角度来看，落实“早预防、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措施，仍是阻断病毒传播最现实有效的科学选择。
在快速阻断新冠病毒传播的过程中，旅居者、密接者等疑似感染者和感染者的“主动报备”是早发现的一个必备前提。因而各国各地的疫情防控均通过公告、引导等方式要求高风险群体报备，且对隐瞒者施以惩罚，但实践中仍不时出现隐瞒、逃离甚至逃跑事件，各地“0号病例”轻则被调侃、重则遭网暴。
流调窥私顾虑、隐私泄露担忧、病耻感困扰等成为个人主动报备的“阻力”，社会应该如何共同努力，减轻这种疫情防控的“阻力”？无论从人类文明发展还是现实需求来看，都是必须正视的重大问题。
什么是疾病污名化与患者病耻感？
“污名”（Stigma）源于希腊语，最初是一种不光彩的、带有贬低和歧视意味的身体记号。年，戈夫曼在《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一书中，对“污名”进行了概念化描述将其定义为“个体受到贬损的一种属性”，污名是社会规则或秩序建构出来的越轨标签。
当具有不可确定性的流行性疾病出现时，出于恐惧与自我保护的社会心理，对疾病进行污名是一种群体应激反应。戈夫曼提出三种污名化的类型：一种是对身体残疾的污名；一种是与对个体特征的认知有关；第三种则是对种族、民族和宗教的部落型污名。第三种形式的污名，对于一个家庭、部落、某个群体中的所有人无差别地进行身份攻击。
Stigma这个词在医疗和公共卫生领域较多译为“病耻感”，故而与疾病相关的污名化也称病耻感，以流行病、传染病、精神类疾病最为常见。通俗理解，病耻感就是疾病污名社会泛化和自身内化后形成的，以疏离、贬低、异化、排斥、否定、偏见为标签对待特定疾病和病人及自身的心理状态。
人类的历史充满了共同性疫情的传播，对疾病的歧视和污名古来有之。年至年，被称为“黑死病”的鼠疫肆虐欧洲，万人被夺去生命。当时许多欧洲人将“黑死病”的传播归罪于某个群体，导致欧洲人眼中的“异类”——犹太人被整体污名化，成为这场瘟疫的替罪羊和受害者。年，西班牙的名字就曾和一场疫情相关联，即后来的“西班牙大流感”，年最先发现于沙特的感染冠状病毒MERS-CoV病被称为“中东呼吸综合征”，均明显带有地域歧视污名现象。上世纪20年代，麻风病患者被送往“营外”独居、“迁疠所处之”，与外界隔绝。这本是一种自我牺牲，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但事实却是麻风病患者背负着“弃民”“囚犯”等污名，深受社会排斥。据邓拓在《中国救荒史》的不完全统计，历史上中国发生疫灾的次数为：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疫灾的发生逐渐增加并呈加速度发生的特征。
与13世纪相比，人类社会发展早已进入新的阶段，但污名化与病耻感的魅影从未远离，新冠病毒流行期间同样如此。去年3月2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日内瓦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新冠肺炎在中国境外的确诊数量在过去24小时是中国境内的9倍。新冠肺炎已经开始具有全球蔓延的危险。他还特别强调，“说实话，相比病毒自身，污名化是最危险的敌人。”
↑去年3月2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媒体通报会上说，病毒不是最可怕的敌人，污名化才是。
谭德塞所担忧的比新冠病毒更可怕的“污名化”，就是戈夫曼所提出的第三种形式的污名，它“以病为名”对他人进行标签化、符号化，为区别对待甚至歧视他人获得“合理”“文明”的符号资本。随即“应验”的是，在谭德塞发表这个讲话的第二天，英国便报道了新加坡籍学生在伦敦被殴打的新闻。
涉嫌污名化的新闻报道中，国家也不免成为受害者。法国一家漫画杂志曾以“黄祸已至，挡之晚矣？”为封面漫画主题，刻画所谓“中国人占领巴黎”的一个街头即景。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英国、美国、澳大利亚还是印度、卢旺达等地，从隔离中心甚至治疗中心逃离的感染者和疑似感染者并不鲜见。甚至英国首相顾问多米尼克·卡明斯也被拍到从首相官邸后门匆匆跑步离开，而当时英国首相约翰逊已经宣布自己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隐瞒、逃离、网暴、歧视与深层动因
尽管人们对新冠病毒有一定的科学认识，但是对于来自疫区的个体、密切接触者、疑似患者、确诊患者甚至康复者等仍有刻板化印象，将其与病毒联系起来，认为是其过错行为和习惯造成了健康危险，并对他人带来不便和危险，故而常对其进行语言侮辱、行为攻击、漠视或拒绝帮助，“拒绝、围堵、骚扰、谩骂、讽刺、挖苦”等事件高频率发生。
↑揆诸过往媒体报道，疫情以来，因确诊而被网暴的事件曾多次发生。
有研究发现，相关个体或群体会因污名化的困扰，对社会身份、自我概念产生负面影响和社会规避行为，包括情绪上抑郁、焦虑，加深公共污名的自我感觉和体验；行为上为了逃离歧视性环境而隐瞒病情、接触史，甚至拒绝隔离、不愿意承认病症从而放弃科学治疗。而选择逃避行为不外乎这几种考虑：担心被隔离给生活带来不便，影响工作收入甚至失去工作；对疾病和医疗的不了解产生疑虑和不信任；对防控措施不了解、不信任、不放心的恐惧；对病毒认识不足，心存侥幸。
不难发现，现实中出现的隐瞒、逃离现象有着深刻的疾病、心理、社会原因，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概莫能外。《疾病的隐喻》描述了疾病如何在文化意义上被进行隐喻性使用，从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道德批判的过程。在新冠疫情期间，卫生科普广泛宣传，讲卫生、勤洗手，保持合适的社交距离是有效的防护方式，因而感染者可能被认为是与没有勤洗手，或者不讲卫生有关。还有一些人员被贴上了地域、饮食习惯等标签，比如疫情初期，“吃野味”致病毒传播的消息甚嚣尘上，以致于感染者被认为因“错误的价值选择”而患病。病耻感不仅来源于外界，也会通过感染者内心世界被强化，有无症状感染者在传染了父母亲友后，自述“内疚与自责”，这就是典型的自身内化。
社会关怀是缓解病耻感的一个有效途径，但现实往往截然相反。作为疫情防控中紧密相连的环节，一个病例确诊后，流调轨迹将被迅速公布，这本是疫情防控中的一项基本工作，因为流调越详实，轨迹越精准，越有助于社会防控。但在网络的放大下，流调轨迹往往也成为窥伺的后窗，私人生活被公众津津乐道，“毒王”之类的称呼也让当事人心理负担巨大，且不说还有一些环节由于法治意识缺乏，导致病人姓名、手机号等被泄露，进而遭遇直接网暴。
“我们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这句呼吁广为流传，但并不能阻断病耻感的真实存在。事实上，病耻感不仅会对病人本身造成影响，也是一种社会威胁，从某种程度上消解抗疫的努力，因为病耻感本身的存在，会导致一些感染者或疑似病患担心被歧视而不寻求检测或医治。
科学与人性的天平：社会如何应对？
应对疫情需要科学，疫情下的人则需要人性化对待。
个人信息泄露、流调窥私担忧、网络暴力承压、周遭近邻排斥，遭受疾病污名的心理压力，是正常的社会心理反应，需要进行理性引导和疏解。从防控的角度看，需要提供实实在在的物质帮助和经济支持，特别要完善感染者、旅居者、密接者的生活保障体系（人财物和制度建设）以分摊社会成本，做到疾病面前社会支持人人平等（救助机会平等、社会支持平等，乃至社会谴责平等）。
所谓的“早预防”原则，就是要提前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体制法制和预案，权责利清晰和配套保障措施到位，建立一个对于疑似患者和感染者温情友好、流畅高效、保障有力的社会支持体系，加强社会支持力度。特别要从法律、制度、经济、道德、监督、后勤保障等方面，通过减轻疑似患者和感染者压力、提升其主动报告和早发现的动力，同时纠偏舆论导向、传播正确防控知识和信息，清洁网络环境。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努力：
——完善医疗保障体系，丰富医疗资源，提供充足的疾病救治和心理治疗服务，防止医疗挤兑，增强发现病例及时救治能力，实现“病有所医”；
——构建完备的基层社区邻里互助网络，保障疑似患者居家隔离者基本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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