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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菊华（—），女，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人口学、家庭社会学。
卢瑞鹏（—），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普二新政’下家庭友好政策与女性家庭—工作平衡关系研究”（项目编号：）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随着出生率的长期低位，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下降，因“人手”形成的“人口红利”基本消失，但性别平等实践可激发“性别红利”。本文系统解读性别红利的内涵与外延，深入分析其基本特征，从经济发展、社会增益、政策完善方面讨论性别红利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结果发现，性别红利源自（高质量的）性别平等，具有长期性和可持续性，是劳动力与劳动能力的统一，带来经济、社会、发展和未来效益。激发性别红利，需将家庭纳入所有相关公共政策的视野，突出女性的主体性，推动价值定位、行动定位、政策定位和战略定位由“四弱”向“四强”的转化。营造更为平等的性别生态，撬动性别资源这个“杠杆”，方可助推“人尽其才”的强国战略，赢得更丰硕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关键词］人口红利；性别平等；性别红利；性别平等红利
本文原载《山东社会科学》年第3期，参考文献及注释请参见本刊原文。
一、问题的提出
在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持续降低的情势下，为应对人口年龄结构“头重脚轻”的问题，中国的生育政策越发宽松，对家庭生育、养育和教育的支持越来越受到重视。然而，一个矛盾的现象是，一方面政策积极鼓励女性生育二孩，另一方面女性却因人口再生产而在职场上面临种种歧视，并可能因生育二孩而不得不退出劳动力市场、回归家庭。换言之，在社会普遍认为中国劳动力资源日益萎缩之时，女性的人力资源不仅未得到充分开发，反而流失更为严重，让已然缩小的人力资源池变得更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大量现存、优质的人力资源的浪费。
这一现象与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不平等互为因果。迄今，国际妇女解放运动已有两百多年历史，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的妇女解放运动也已过百年。特别是在20世纪后半叶，得益于性别平等理念的全球和地区性倡导与实践，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两性、尤其是女性在健康、教育、社会参与等方面取得了卓然成就，且在某些指标上的性别差异基本消失，先发地区和中国低龄女性的高等教育获得甚至超过男性。从理论上看，较高的人力资本积淀，赋予了女性在经济社会领域扮演愈发重要作用的潜能；而实际情况是，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却停滞不前、甚或扩大。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年度性《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向世界发出了一个不安的信号，即从年开始，男女平等状况、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出现倒退。迄今，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女性在经济和其他公共领域完全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待遇；高等教育的性别逆转并未带来文化规制与市场逻辑的相应改变，女性的劳动力价值依旧被低估，其市场参与依然存在“高门槛、难晋升、低收入”等特点，在就业起点、过程和结果等各个环节的劣势依旧明显。
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以劳动力数量为基础的人口红利日趋消失，以性别结构为基础的发展优势逐渐受到 本文基于对文献的梳理，从理论上系统解读性别红利的内涵与外延，分析其基本特征，并结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对我国未来中长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融合性别红利多面向性的基本特点，从经济发展、社会增益、政策完善三个方面，讨论性别红利与未来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以期拓展学界对性别红利的学理认识，推动社会营造更为平等的性别生态，助推“人尽其才”的强国战略。
二、性别红利的理论意涵
红利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指收益减去投入成本后的净收益，是公司分配给股东的超过股息部分的利润。在此基础上，逐渐衍生出很多以“红利”为名的表述；其中，作为度量人口与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概念，人口红利（demographicbonus，demographicdividend）应用最广。美国人口经济学家Mason首次提出人口红利概念，描述人口转变过程中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经济社会效应；联合国在随后发布的《StateofWorldPopulation》报告指出，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多和抚养比的降低，仅给经济发展提供了资本禀赋要素和机会，但要真正收获人口红利，还应以保障拥有知识的青年充分就业为前提。此后，“红利”成为热词；在人口红利不断式微的情境下，社会各界试图寻找可替代的、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资源，衍生出第二次人口红利、老年人口红利、多维人口红利、人力资本红利等概念，旨在通过提升人口质量或挖掘现有人力资源、再续人口红利。
作为一个新兴概念，性别红利的提出同样也出于替补传统的人口红利的目的。性别红利（genderdividend）一词，首见于年；次年，联合国妇女署在《性别红利：促进性别平等的商业案例》的报告中沿用了这一概念；继而，WorldBank在《工作中的性别》报告中强调，必须采取行动，推动性别平等，提升性别红利。在分析低生育率、经济社会发展与性别公正的关系时，性别红利的概念亦被强调。
尽管多数现有研究或报告并未对性别红利进行明确界定，但Pagés和Piras将性别红利视为通过增加女性就业机会而实现的经济增长与贫困消除；联合国妇女署则将性别红利与两性平等、女性赋权相关联，尤其是女性的经济赋权。蒋莱认为，性别红利是利用女性的技能和潜能来保障社会或组织拥有更好的社会公正、经济效益和更旺盛的生产力；杨云彦等从女性地位、人口红利、家庭发展等三重视角来理解性别红利，将性别红利界定为通过社会性别平等释放出来的一种福利；石智雷、张婷皮美从个人发展、家庭发展和经济发展三个维度，构建性别红利的分析框架，将性别红利过程化，从个体到群体、从微观到宏观。陆杰华等从经济学视角出发，视其为通过实现全社会、多方面的性别平等所产生的新经济效益。由此可知，性别红利是以性别平等为核心，包含家庭、市场、社会、政府等多元主体，关联微观个体福祉、牵及宏观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性概念。在微观层面，实现性别的经济平等可助力女性家庭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促进女性个体素质与综合发展，而女性地位的提升影响生育行为和家庭生计策略，有利于加大对子女教育的投入、改善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消除贫困的代际传递；在宏观层面，实行性别经济平等、促进更广泛的社会劳动参与，有助于提高社会运行效率，提升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水平。
性别红利即性别平等红利。它是指通过对既有的女性人口劳动能力和劳动技能的利用，尤其是对其潜能的充分开发及其对男性劳动力的带动效应，形成规模更大、活力更强、更有利于经济社会长期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库，进而更全面和更充分地增进百姓的经济和社会福祉。简言之，性别红利是性别平等带来的经济增长和人类社会福祉的改善，可用于衡量一个国家因性别平等而获得的人类发展收益。不断推进性别平等，不仅有助于充分挖掘女性的劳动技能，有效激发她们的劳动能力，全面提升她们的就业质量，激发女性红利，而且也会带动男性，即基于正确对待性别挤压或性别自我反省而产生的男性群体的自我完善与提升，激发男性劳动力潜能的进一步发挥，共同形成性别红利，由此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性别红利产生的前提是性别平等，但性别平等本身不必一定带来红利；只有高水平的性别平等才能带来性别红利。同时，尽管公共领域是推进性别平等的更易着力领域，也是性别红利产生的首重场域，但公私领域总是牵扯在一起，相激相荡、互联互通；社会整体层面的性别红利产生，也必然要以性别平等理念在社会运行的细枝末节与各社会成员的行为举止的共同彰显为前提，故性别红利的产生注定需要私人领域的性别平等。
三、性别红利的基本特征
如上所言，性别红利的提出源于人类对传统人口红利的替补所需。但性别红利概念呈现出新的结构均衡意涵。在刘易斯拐点来临这一全新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人口红利的替代，看似目的相同的性别红利是否拥有值得特别 （一）性别红利具有长期性和可持续性
人口红利主要与人口的年龄结构有关，是庞大的劳动人口数量带来的廉价劳动力所形成的低成本效应，是建立在人口机会窗口上的经济学概念，是一种“人手效应”。具体而言，人口红利是指社会抚养系数/比下降（其中主要是少儿人口比例快速降低，老年人口比例依旧很低），而劳动年龄人口快速持续上升、并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很高，由此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利于经济发展的“黄金期”或“人口机会窗”，进而带来投资率的上升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可见，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会带来人口机会期，构成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基础前提；若有与人口机会期相适应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便能真正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否则便无法产生人口红利；中国和印度就是两个最好的例证。尽管人口红利有数量型和质量型之分，前者源于人力资源优势，后者源于人力资本优势，但实际上，人口红利主要是指前者。
然而，“人手”并非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资源，而是具有不可持续性。在中国，高生育率时期出生之人在改革开放前后，先后构成丰富却低廉的劳动力资源，形成了巨大的“人手”优势，保证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劳动力需求；加上当期的生育率和人口抚养比双低，驱动了高增长、高储蓄、快发展的经济型态。但是，随着前期的出生队列逐渐步入老年期，特别是当人口转变完成、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倒置时，曾经催生了人口红利的低生育率的长期稳定，与不断延长的预期寿命相联手，提高了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及相对比例，人手效应减弱，人口红利消失成为不可避免的人口规律。由此，人口红利往往是一次性（理论上，从长时间来看，它可以间断或周期发生），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一种暂时现象，而非永久性的增长源泉。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代后，社会保障支出越来越重，财富积累速度逐渐放缓，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行将不再，人口这一经济增长的引擎将可能变为人口负利和经济增长的阻力。
基于性别平等而产生的性别红利与人口红利有重叠之处；在某种程度上，激发女性劳动潜力，实际上也是创造新型人口红利的重要路径，成为源源不断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势能。但是，性别红利的 女性劳动人口是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是社会的必然存在，稳定的性别结构也是产生并维持性别红利的基础保障。与人口年龄结构随出生率的波动而变动不同，正常情况下，人口性别结构具有稳定性。女性人口大约都占到总人口的一半，部分国家的女性人口总量甚至超过男性。近40年，中国的女性人口基本在48%—49%左右波动，而这种稳定性保证了女性人力资源的可依靠性。而且，人口流动有助于促进人口红利的实现。近年，流动人口的性别结构逐步向常态人口性别结构转变，这进一步增强了女性人力资源可开发的潜力，使其在更广阔的地理空间上具可持续性。若社会环境有助于女性更充分、更平等地参与社会劳动，其潜能得到更有效发挥，则性别红利不是一次性、周期性或临时性的，而是具有长期性、持续性和不间断性等特征。特别是，今日女性的人力资本不断且稳步提升，劳动技能和市场竞争力增强，一旦为其创造平等的就业机会，提供平等的工作待遇，就会激发出该群体更大的经济潜力与活力，成为国民经济增长源源不断的宝贵资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结果显示，缩小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异，会给经济增长带来超出预估的积极作用；到年，推动男女平等可以为中国创造16万亿的GDP增长，平均每年新增1个百分点以上的GDP增长率。日本近年的数据表明，其经济的增长主要是由女性和老年人拉动。相反，受制于两性在经济领域的不平等，年到年间中国的性别红利损失却是不断扩大，仅在年就产生51.97万亿的总人力资本损失，而实际的人均人力资本财富损失则达到约11.07万元。
由此可见，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这一特定历史过程中出现的“机会窗口”；机会可能稍纵即逝，且短时间内不可复制。当完成人口转变或进入转变后期，原有的年轻型人口逐渐步入老年，加之低生育率、高预期寿命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依靠青壮年劳动力的人口红利不复存在。而性别红利主要得益于均衡的人口性别结构；只要劳动力市场摒弃对女性的歧视，就可能激发性别红利。同时，因性别平等也会更大程度上激发男性的劳动潜能，故性别红利不仅来自女性，且由两性共同支撑。
（二）性别红利是劳动力与劳动能力的统一
劳动力往往是指15—64岁、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而劳动能力是劳动力进行生产活动的潜能。不同个体所拥有的劳动能力差异甚大。劳动能力包括体力和脑力两个方面，可分为一般性能力和专业性能力；前者是个体在日常社会生活中逐渐习得的，而职业能力尤其是专业能力往往需要专业训练，具备专门的知识。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有不同劳动能力之人；职业能力越强，创造的财富就会越多。“劳动力”带来的人口红利主要是“人手效应”，“劳动能力”则更加强调对劳动者质量的诉求、而非以往对数量的单一追求。
回望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发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GDP总量多依靠投资和进出口来实现，主要集中于对技术要求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链中。在经济结构以农业、重工业或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为主的时代，对普通、廉价劳动力的资源需求较大，尤其是体力资源和劳动人手，而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前30多年的现实写照。然而，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转型，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人口老龄化的作用，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逐渐下降，市场对劳动力和劳动潜能的需求也发生替换，降低了对体力劳动的需求，提升了对劳动能力（脑力和智力劳动）的诉求。而女性人力资本的提升恰逢这样一个转型时代，高等教育更是呈现“女性崛起”现象；女性全面具备了在劳动力市场与男性合作或竞争的条件。
年推行的义务教育、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年《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年）》等，极大地改善了所有人的受教育机会，推动了高等教育人才的增长，高等教育出现了新的性别特征。年代前出生的女性，受教育机会和受教育水平都明显不及男性，但在此后出生的人口中，女生受教育程度明显提升：硕士毕业生从年的29.8％增至年的50.9％，年均增速达到17％；在—年，女大学毕业生平均增速为3.1%，高于男性的2.7%。实际上，早在年，女性专科毕业生比例首次超过男性；年，受过高等教育（包含普通本专科和研究生）的女生比重首次超过男性，达50.27%；年，硕士毕业生比例首次超过男性；年，本科毕业生比例首次超过男性；年，全国女性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占比首次超过男性，达到50.36%（其中，女博士生比例达到38.63%），年该占比则进一步升至50.6%，且普通本专科、成人本专科在校女性的占比分别增至51.7%和58.7%。这些数据均表明，教育的性别结构不断调整，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越来越高，更多女性接受了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机会性别差异的消失和女性的崛起，是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文化的根本颠覆，对性别与家庭关系带来深远影响；同时，它也增加了潜在的女性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和劳动质量，形成了新的、更大的人才资源库。受过高等教育女性的劳动能力不输于同等学力的男性，从而使得人力资本替代劳动力数量得以可能。尽管女性不再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但总体而言，与人口性别结构相对均衡不同，女性劳动参与率依旧较低，且多被安置在文员类或较低端的服务性行业中；而得益于对劳动力数量的追求向对质量需求的转化等因素的作用，更多女性将会进入传统意义上的“男性职业”。在最能体现劳动人口经济价值的商业领域，也出现了更多的女性身影：《胡润女企业家榜》榜单显示，全球最成功女企业家的前五名均来自中国，这是首次出现的新画面。在全球78位财富过十亿美金、白手起家的女企业家中，中国有49位，占63%，比五年前提高了13%。女性在商界的成功，既是性别平等的产物，反过来也成为进一步推动性别平等的动力，进而激发性别红利。
性别红利不是劳动人手的简单增加，而是劳动力和劳动能力的共同提高。当今社会，人口质量尤其是女性人口的质量都得到巨大提升，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的劳动能力不仅可替补因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带来的低成本劳动力减少而失去的红利，而且也因她们在经济领域和新兴领域的全面进入，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性别红利具有多面向性
相较于人口红利主要突出经济效应，性别红利是一个复合型概念，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
一是经济效益。性别红利首先无疑表现在由于女性更充分的社会劳动参与带来的效益。约占人口一半的女性若能被普遍纳入劳动力市场，就会显著增加人力资源，填补劳动力可能的短缺，且其劳动生产率和创造力可转化为未来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联合国妇女署称，较高的性别平等程度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密切相关，改善性别平等状况可带来巨大经济红利。《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性别平等可分别提升英国、美国、日本、德国和法国国内生产总值亿、亿、亿、亿、亿美元。年,中国若能提升女性参与度的25%，则GDP将增加0亿美元，同期全球GDP亦可增加亿美元。尽管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数据结果有所不同，但都显现出性别平等可能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潜能。其次，女性劳动素质的提升，会优化所在地区的产业结构。不同产业部门对劳动力素质有着不同的要求，人口的职业状况、技术结构状况会对产业结构的发展和优化起着制约作用。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在人口大流动时代，女性作为主要的留守劳动力，构成流出地的主要劳动力资源。她们劳动质量的提升，有助于地区新产业的引进，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二是社会效益。性别红利产生于这样一个过程：因工作与家庭的冲突而形成的低于替代水平的生育率导致“生育场”中女性的相对稀缺，加速了性别规范的改变和性别平等理念的提高；反过来，性别平等状况的改善有利于降低女性因生儿育女而招致的母职惩罚，促进女性就业率和生育率的同步走高，进而提高或稳定高收入国家的生育水平。于是，便出现了一个低于替代水平生育率的稳定机制，从中长期来看，这一稳定机制可以促进生育水平的提高，激发性别红利。可见，在宏观层面，性别红利同时强调女性劳动能力的有效利用和生育等家庭功能的良好发挥，形成生育和就业双赢格局。就家庭生计而言，性别平等撬动性别红利，而当性别红利创造出更多的经济财富时，也会进一步增进女性的独立性，从而有助于缓解家庭的经济负担，减轻男性“养家糊口”的压力。从夫妻关系来看，女性自主性的提升会减弱妻子对丈夫的单向依附，增进夫妻之间的平等话语权，促进夫妻更为平等的交流与协商。伴随女性经济的独立与家庭话语的增权，事关家庭福祉与社会发展的生育行为会更趋理性，生儿育女的家庭支持能力也会由此而更趋稳定。尤其是对于传统性别观念深厚的乡村地区，以及“性别劳动分化”明显的农民工群体，性别红利的社会效益可通过人口迁移方式，在城乡和地区之间更广的范围内进一步彰显。
三是发展效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离不开妇女，发展要惠及包括妇女在内的全体人民。”性别红利的发展效益主要表现在发展的性别共享性。性别平等是共享美好世界的一个核心内涵，也是美好社会的推动力；女性教育的崛起和人力资本的提升，必然逐渐改变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刻板印象，促进公共领域的性别平等，为两性之间的友好协作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而两性之间的合作是建设和谐、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基础和动力。公共领域的平等具有正向溢出效应，也会推动私人领域的性别平等，反之亦然。在父权体制下，女性的潜能深受压抑；即便是在制度和结构因素变化巨大的今天，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压制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因公共支持的缺失和市场的逐利性而更为严重。看起来，这种情形似让男性获益，但从发展的眼光看，女性的失利实则也是男性的负利——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无疑会给家庭男性成员带来更大的经济和精神压力，影响家庭关系的和谐与稳定，不利于家庭的长期健康发展。相反，在性别平等背景下，女性的能力可得到充分发挥和延展，女性的进步必然也会推动男性的共同进步；两性协同、和合共生是时代前行的潮流，推进共享发展是性别平等的一个重要红利。
四是未来效益。在当今世界，女性经济活动的参与和社会地位的改善，都是对经济体的巨大支持与支撑，属于当期性别红利。不过，这一红利不仅是当期的，而且也是未来的；不仅是公共领域的，而且也是私人领域的。由性别平等引领的发展趋向，将对儿童的福祉和长期发展带来积极作用。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了《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以“赋权女性与帮助儿童——性别平等造福女性与儿童的双重红利”为主题，通过实证案例与经验数据展示，女性在教育、经济以及政治领域权利的改善，与儿童的福祉改善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当妇女有权体验充实且富有创造性的生活时，其子女也会茁壮成长且更加文明、自信，反之亦然。换言之，在职场上大展身手的母亲，对子女的未来发展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尽管职场妈妈面临家庭-工作双重压力，却为子女的成长提供了更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资本环境；而在这样的原生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可接受来自父母双方较高水平的指导，站位更高、视界更广、成长空间也会更大。作为未来社会的建设者，儿童福祉的改善会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四、性别红利的社会效应
一个国家或地区公私领域的性别平等状况，早已成为度量其社会文明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作为一个复合型概念，性别红利不是简单的概念拓展，而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既是一种理论视角，更是一种社会实践，有助于加深对经济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理解，为从社会性别角度来分析和看待问题提供了广阔的视域——比如，从性别红利视角看待人口、经济社会和发展问题，有助于突破传统人口观与发展观的局限，以更高的站位检视具体的社会人口现象，以更公平、全面、合乎人类自身发展诉求的视界分析性别关系及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年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之年。10月29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建议》提出，“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都要体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这将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开启下一个五年计划的重要遵循。下面，结合性别红利多面向性的基本特点，将之与未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融合在经济发展、社会增益、政策完善之中加以讨论，进一步丰富对性别红利的理论认识。
（一）性别红利与经济发展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阶段。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无疑是实现新阶段目标的关键依凭，《建议》对此进行了系统部署，包括理念革新、制度创新等，而其中的一个根本依旧在于处理好人与生产的关系。未来经济发展要收获性别红利，更多依赖的也正是性别平等环境下“人对生产”的促进作用。
全社会更为平等的性别环境，对劳动生产力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既包括量的供给，也包括质的提升，还包括未来人才的涵育。“十四五”规划提出，未来五年将逐渐延长退休年龄。从近期来看，劳动生产领域的性别平等，一方面可提高育龄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更好地满足劳动市场对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需求；另一方面，两性之间更为平等的退休年龄制度安排，有助于促进中老年妇女的劳动参与，甚至可为新时代的“幼有所育”或落实生育政策包容性、老龄社会的老龄经济与产业发展提供更具女性特色的贡献。比如，面对庞大的老年照护人员需求，具备性别优势的中老年妇女可以很好充盈照护服务人员队伍，同时更具生活经验且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积累的中老年妇女有助于形成照护事业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库。此外，劳动力市场通过引入女性竞争者，还可对男性的职业竞争方式进行规范，推动职业竞争由“性别的不可替代”向“能力的不可替代”转变，使两性劳动者在更具劳动生产率的轨道上健康发展。如此形成良性循环，在巩固劳动力市场性别公平的同时，完善“十四五”期间创新驱动发展的人才供给机制。
从长远来看，得益于性别平等环境下女性人口再生产功能的更好发挥，女性在家庭—工作冲突的减弱，可能推高生育率，为未来经济发展储备更多数量的劳动力。更高的育儿质量，也能极大地涵养未来社会人口的人力资本，为我国未来的创新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更高质量的人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作为生产要素跨地域流动的表现。地域流动将流出地与流入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两地劳动力市场更为平等的性别环境建设，有助于进一步优化女性这一重要的生产要素，未来也必将促进城镇与农村、各地区经济发展在“十四五”期间、年和21世纪中叶短期、中期、长期收获更多和更优质的性别红利。
值得一提的是，消费已然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十四五”期间，国内消费市场将在完善国内大循环体系，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之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女性的经济平等与随之而来的女性消费能力的上升，对于扩大社会整体内需，完善国内大循环体系益处良多；中国的消费市场中或将蕴藏着的巨大性别红利，对于国民经济增长产生关键作用。
（二）性别红利与社会增益
性别红利还会带来社会增益。除了与社会和谐的终极目标相契合，性别红利还与“十四五”期间的民生福祉、社会文明息息相关，既关乎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拓展，又助力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的明显增强，还能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入人心。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年1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宣布“我们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这意味着我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当然，打赢脱贫攻坚战不代表中国社会不再有贫困；相反，“十四五”乃至年前，我们更需要警惕脱贫地区的返贫与贫困在社会中广泛的相对特性，将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转向“防贫”和“助贫”，从而谨防贫困的旧有特点（如“贫困的女性脸”等）在一定程度上的延续、并成为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风险点。
脱贫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性别平等与教育普及的合力可很好地阻断贫困代际传播所依赖的“女性”这个“天然”载体。未来，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经济实力的增强，妇女与儿童，尤其是女童在生活与成长过程中所获得的经济支持与资源分配将会相应增加，会得到更好的教育与社会保障资源，由此防止返贫现象的发生。同时，鉴于女性在家庭消费中的主导地位，女性社会性的增强，有助于改善家庭成员的营养健康、教育、医疗水平；此外，得益于两性收入增加所促成的家庭财富的积累，普通家庭的生计循环得以良性运行，从而降低未来社会相对贫困的发生机率。
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种表现。作为联结城乡、区域发展的重要因子，年农民工群体的规模达到万人，其中女性占35.1%。规模如此庞大的女性流动，除直接增加劳动力、提升劳动质量外，还会带动思想观念与社会资源的城乡与区域交融，推动“十四五”时期性别平等事业的地区协同发展，助力社会整体性别红利的激发。此外，高等教育的成功与职场楷模具有强大的社会示范效应与政治影响力。在传统文化规范依旧强势之地，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就是对传统性别规范糟粕部分最有力的“喝止”，学成回乡的女性未来也将持续贡献于地方传统性别观念的破除，以及地区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女企业家与女干部是对性别刻板印象情境中女性能力的最有力证明，是女性坚持职场奋斗的精神支撑与人生楷模，未来也必然成为最有可能帮助职场女性、真正破除职场区隔的力量群体。
（三）性别红利与公共政策完善
激发经济领域与社会领域的性别红利，需要系统性的公共政策的支持。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高度重视性别平等，建立了良好的性别平等制度，但一方面，制度体系固有的原则性和碎片化等问题，使得性别红利的实现缺乏有效的政策环境支撑；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在缺乏外力有效推动的情境下，以逐利为目的的企业与市场不会认真执行国家一些原则性的性别平等规定，从而使得女性权益让位于经济发展、让位于家庭责任。因此，如同国际社会一样，中国女性的经济劣势贯穿于职业生涯全过程：就业机会较少、就业质量较差、提职晋升较难，经济领域的性别平等持续下降，且这些困境蔓延至政治和社会参与等领域。市场化的制约与社会性的制约密切勾连：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职场性别刻板印象持续强化，育龄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议价能力再次下降，家庭-工作压力持续上升。再加上差异依旧巨大的城乡二元结构与地区多元结构和依旧势不可挡的人口大流动趋势，也给激发性别红利带来更大的挑战和复杂性。
这些都将成为人口结构大变动的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阻碍。不过，公共政策的局限在制约性别红利实现的同时，经济与社会发展对性别红利的诉求也为公共政策的完善提出了要求、指引着方向，由此可能推动公私领域公共政策的不断完善、劳动力市场的社会治理向更符合人的全面发展方向发展。未来性别红利经济社会效益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十四五”期间公共政策针对治理体系不健全、职业性别隔离、市场与母职惩罚、或更系统来讲生育政策包容性等现实问题的完善状况。
因此，新征程上的社会治理必须同时关照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性别平等，积极回应《建议》提出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在社会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中更好地强调性别视角，视性别红利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聚焦城乡差异与人口的流动特性，并辅之以精细化、可操作的配套执行措施，着力推动不同区域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公平与公正、完善生育政策的配套措施。企业必须认真落实与两性平等就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从根本上消除将雇佣女性与生产经营损失“划等号”的认知与行为，注重激发女性人力资源、人力资本的潜在效应。同时，强化生育政策包容性，将家庭视角纳入所有相关公共政策的视野之中、加大对城乡家庭的支持力度，兼顾流动人口，切实减轻各类受雇女性和企业的压力和负担，营造全社会赋权女性、支持育儿的良好氛围。而这些，也都是提升中国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的重要表征。
五、简短结语
以持续低迷的婚育理念和行为为特征的第二次人口转变与以劳动力供给不足为结果的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而新兴的性别红利则可能为传统人口红利的经济社会效益带来重要且有质量的提升。与人口红利相比，长期性和可持续性兼具、劳动力与劳动能力统一、“经济、社会、发展与未来效益”融合的多面向性特征，深刻寓于城乡二元、地域多元与人口大流动的现实国情之中，共同形塑性别红利这一多元复合型概念。需要注意的是，性别红利的基础和前提是性别平等，故性别红利不等于单纯的女性红利，也不应是在人口红利渐行消退的情境下、作为弥补人口数量的替代方案。聚焦高水平、推动实质性的性别平等，不仅有助于女性劳动潜能的充分发挥，更会刺激并带动男性劳动力潜能的进一步发挥。换言之，强调性别平等，不是要让男性停下脚步，而是要以更大的力度改善女性的职场际遇，让她们在起点上迎头赶上，在过程中齐头并进，实现两性的共同进步与共同发展。唯其如此，方是真正激发性别红利的正途。
当然，强调通过性别平等、激发性别红利，并不等于说两性在所有指标上都要完全相同，而是两性应在资源享受的机会、过程方面，不因性别之差而被区别对待。换言之，提倡性别平等，不是消除差异；激发性别红利，也不能流于“数字化”。必须避免对两性进行简单的、机械化的数字比较，一味追求两性在参与结果的所有指标数据的平等；而应更加看重和注重数字背后的机会、过程的公平与公正；若性别之间的确存在差距，则需要把握数字背后的机制与原因，究竟是性别不平等所致，还是合理的差别。
在现实中，性别平等并不自然带来性别红利，从性别平等到性别红利之间，还存在诸多亟待明晰的现实困境，尚需更多实践与研究来打通性别红利的实现路径。同样，为数不多的性别红利研究自身，也存在工具化、人手化、唯经济化等功利化倾向。本文通过进一步明晰性别红利的内涵、特征及社会效应，希望能对性别平等的实现、进而形成性别红利的研究与实践有所启示。
从未来来看，性别红利对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贡献，主要依赖于对两性劳动生产力尤其是尚未得到有效开发的女性劳动生产力（包括数量与质量、当下与未来）的充分挖潜，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正向的多米诺骨牌式的其他正向效应（如对内需的劳动、减贫脱贫及防止返贫、高等教育与职场楷模的社会示范效应等）——即对女性作为“人”本身的平等对待与重视。为此，未来政府的公共政策需要进一步 《建议》以“十四五”发展为重点，对年远景目标进行展望。可以研判的是，在人口转变与老龄化趋势势不可挡的未来，性别红利将成为国家开启经济社会建设新征程的新抓手，可被寄予更多解决社会困境的期许，将与更为积极的生育政策、老龄政策、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等一道，成为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依托。
（责任编辑：陆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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