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当代英国小说中以都市为背景的诸多小说的分析可以看出，当代西方都市文化存在着重重困境，导致被丰富的物质裹挟的当代都市人丧失了精神世界的丰满和心灵世界的丰盈，失去了精神支撑与心灵吁求的人类面对物质只剩下无止境的攫取，人性丧失、道德缺失，人与人之间变得越来越冷漠，人本身则被异化为机器，虽拥有丰富的物质，却永远丧失了内心幸福的能力。
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当代西方都市文化的重重困境？如何为身陷多重困境的当代都市人找到一条救赎之路，使当代人回归以心灵和幸福为核心的思维方式与价值体系中来？要找到救赎之路，就要首先找到产生这些困境的思想根源。人类的思维方式本身有着内在的逻辑性，这种逻辑性引导人们的道德取向和价值体系。因此，首先要厘清人类思维模式的内在机制，随后再挖掘出造成当代文化多重困境的思维模式的内在逻辑，最后再从根源上入手，指出如何通过改变这种内在机制，从而从根本上达到发扬甚至重塑健康文化的目的。
首先，通过梳理西方思想文化的历史流变，了解西方思想文化的发展脉络，从而厘清其内在机制。
理性是西方思想文化的内核，是西方人基本的看待世界的方式。秉承着二元对立的逻辑思维方式，理性思维贯穿了整个西方思想史。从思维模式上讲，西方人以理性的方式看待现实世界，同时以理性的方式建筑理想王国。不同的是，由于不同时代的着眼点不同，所追求的建构理想王国的途径也不尽相同。
古希腊诸神
西方思想文化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古希腊神话从某种意义上讲表现出极为独特的一种思维方式。古希腊的诸神，无论是诸神之王宙斯随心所欲追逐女性的行为，还是爱与美的女神阿弗洛狄忒因妒生恨迫害丘比特的恋人，自己则纵性而为，与战神偷情的行为，都可以读出希腊神话所蕴含的对欲望的放纵精神。希腊人本着最为本真、最为畅快的生命认知，将欲望视为通达理想王国的途径，因此虽然他们的行为看似无规无矩，本质上则是旨在通过张扬欲望、达成欲望而实现从现实王国到理想王国的转变，即放纵的外表下是理性追求的内核，只是这个内核被希腊人解读为欲望。而历史发展到中世纪时，人类的行为又在宗教的浸润下摆脱了对欲望的放纵，转而一切以信仰为出发点，使一切行为均以符合信仰为最高旨归。中世纪的人认为只有遵循神的指引，压制现世的欲望，才能通达理想王国。及至文艺复兴时期，又重新开始申扬人性的美好与现世的快乐。对人的价值的重新肯定再次将张扬人性、肯定人性为行动的第一要义，对人性的张扬又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探寻理想王国的途径。
启蒙主义时期则因人类理性的极大发展而极度崇尚科学与技术理性的精确与缜密，由此，人类开始以理性为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将方法论、逻辑运用在所有领域，甚至包括了日常生活中的琐事。这种理性思想认为只要凭借人类的思辨能力，提高人类的科学水平，就可以达到理想中的自由王国，最终实现人类的梦想，在现实层面大大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但却因严谨细致、精确沉重而使人的情感认知被逻辑和智慧所掩盖。启蒙主义之后，在西方文化文学史上出现了张扬而热烈的浪漫主义思潮。这种思潮在短期内、在特定的领域一改理性为旨归的思维模式，倡导以情感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它强调情感、强调个性、强调想象力，认为人的行为应该受内心情感的指引，而非外在理性的控制，并相信通过情感的张扬、情感的释放和情感的皈依而达成回归理想世界的努力。短暂的情感张扬固然是西方思想文化史的一次灿烂释放，然而工业革命的进程把浪漫的思潮中止在昂扬的宣泄的路上，矫枉过正的行为使浪漫主义最终将情感解放停留在文学艺术领域，停留在自我燃烧的激情烈火之中，为世界留下了情感迸发的璀璨壮丽的一抹霞光，却没能真正落实到地面，为现实生活带来真正改变。加之伴随工业革命而来的对科技的推崇和对理性的崇拜，使人们再一次看到了理性带来的美好生活，于是，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机器声，贯穿在西方思想史中的理性之核被推到了最顶端，以至发展为工具理性，使工具化的思想渗透到生产生活的全部范畴。
维罗利亚时代的伦敦
通过梳理西方的思想文化史可以看出，不同历史阶段的思维核心有着本质的差异，然而，思维模式的内在结构则是一致的。无论在哪个阶段，哪种思维模式，从根本上讲都是一种看待世界方式的体现，而这种看待世界的方式都有着相同的出发点，即实现人类的自由，通达理想王国，使人类社会更加美好，只是不同阶段，所依托的载体有所不同。在希腊时期，指引人们行为的是“欲望”，中世纪是“神学”，文艺复兴时期是“人性”，启蒙主义时期是“科技”，浪漫主义时期是“情感”，而当代社会则是“工具”。由此可以看出，西方人其实一直在探寻实现人类理想的道路，不同的时期做出了不同的尝试。如果说现实世界是A，理想世界是B的话，那么“欲望”、“神学”、“人性”、“科技”、“情感”、“工具”就是人类希图通过这些思维核心改变现实世界，达成理想王国的途径。即：
虽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尝试导致了不同的问题，但是西方思想界寻求人类理想王国的意图从未终止过。通过探寻这些不同思维方式的逻辑构成，可以发现，它们的内核不同，但内在机制相同，都是在寻找一个行为支点，并以此指导行为，旨在达成人类最理想的状态，实现终极自由。
其次，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思维机制的积极作用。浪漫主义之后，由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科技进步，使人类在短暂的情感勃发之后，走向了更加机械的理性主义。前文探讨了工具理性的内在逻辑及工具理性的批判要义，然而工具理性绝非凭空而来，它的产生有着深厚的思想根源和历史渊源。西方世界自文艺复兴及资产阶级革命后，就进入了以工业文明为主要标志的全新的历史阶段。
"如果我们把工业化定义为经济专门化、大众产品机械化、大众消费和物品及服务的大众化分配几个因素协调发展的结果的话，那么我们有必要重申，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之前，这种协调发展的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铁路和运河的建造，水能运用和水力发电的不断增加，以及在19世纪50年代开始的工厂体系的建立，都给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HowardP.Chudacoff,TheEvolutionofAmericanUrbanSociety,EnglewoodCliffs:Prentice-Hall,INC.,,p.84.)
这个时期的主要标志是人对自我的信心越来越强大，越来越相信凭借理性的力量能够完成人类的最终理想。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思维模式的内在机制就是通过大举张扬思辨理性、逻辑理性，达到大力发展科技，为人类带来福祉的目的。这种思维模式体现在生活中，就是将一切工具化，一切都以考虑事物是否具有利用价值，是否能够创造价值，是否能够带来利益为核心。即上述的“欲望”、“神学”、“人性”、“科技”、“情感”替换为“工具”。凡是能被视为工具的，凡是能够为人类带来物质利益，使人类达成物质追求的事物都是有用的，可取的，否则就是应该放弃的。在物质生产和科技发展方面，工具理性的确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人类的物质生活渐趋丰富和繁荣，人类享受着几百年前的人类不敢想象的舒适与便利。
第三，工具理性对情感的驱逐和对人性的侵蚀。如上所述，工具理性的萌芽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那个时期虽然以人性为思维模式的核心，但是对理性的认可与追求已经初见端倪。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以极其强大的个人能力完成了至今令人无法理解的诸多成就，他不仅为世界奉献了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绘画作品，其对生物、对机械、甚至是对武器的研究都使他成为运用人的理性力量达成无尽成就的代言。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天赋、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坚持成就难以想象的伟业。如果说在达芬奇的时代，人的理性中还蕴藏着些许人文色彩，严谨的理性中依然闪耀着美好的艺术与精神之光的话，那么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对理性的崇拜越来越驱逐了个性化与多变性的情感。及至启蒙主义时期，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时代将理性大旗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文学艺术最应该是情感与精神的产物，而这个时代的文学则充斥着理性思辨的力量。《鲁滨逊漂流记》中对于人类用理性征服自然的专注记载成就了人类理性文学的巅峰。鲁滨逊的世界里没有爱情，没有妻儿，没有风月，只有成败。他的努力史正是西方自然科学走向辉煌的历史。在同时期的作品中，有披着童话外衣的《格列佛游记》，也有披着爱情外衣的《帕米拉》，然而这些作品只是披着外衣而已，格列佛其实不是童话，只是借童话的叙事表达作者最为理性的观点与批判；《帕米拉》更没有爱情，只是探讨如何将逻辑与理性用于婚姻领域，从而达成个人最大化的利益。“帕米拉”可以说是如何精密策划从而嫁入豪门的先驱了，小说里有算计没爱情；有成功没快乐；有物质没精神。理性一步步从科技领域入侵到文学艺术领域，从工业领域入侵到情感领域。
鲁滨逊和“星期五”
现代人期待通过钻研事物来扩大知识，通过解析周围的自然界来挖掘事情的根源。通过把研究得来的知识应用于自然事物，人类希图为自己、为他的时代、也为他的追随者们建构一种秩序井然的生活。他们使用的方法极为精确，可以经得起任何测试与论证，他们的研究也具有科学性。(W.LloydWarnerPaulS.Lunt,TheSocialLifeofaModernCommunity,London: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p.8.)
理性思想为科技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而且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科学也是在努力挣破陈旧封建势力和宗教束缚的痛苦中艰难发展起来的。历史上的先进分子们都有一种强烈的内在冲动，这就是征服自然、支配自然。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必须去发现自然界的诸规律。由此，一种实用主义、科学理性主义开始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
对理性的崇拜、对理性的发展无疑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好处。人类通过解析与研究，越来越多地了解世界、了解自然，并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利用自然，完成更多的发明，建构越来越精良的科学，发展越来越完善的技术，制造越来越先进的产品。然而问题的核心是，人是有情感的，情感世界无法被理性解析和分割。
技术不仅消减了个体的自由，它也占领了国家。汤因比曾写道，“经济社会这架飞机的显著特点是引发了一场持久战——即机械工业所兴起并施加于人的系统化和组织化与顽强地抵制被系统化和组织化的人性之间的战争。”他说，“造成这种情况的症结所在是机械化与警察的不可分割性，这是令人沮丧的事实。”系统化给人带来的好处与地狱毫无二致，而“警察”一词应用在我们假想中的民主则显得过于粗暴。(IhabHassan,RadicalInnocence:StudiesintheContemporaryAmericanNovel,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p.15.)
这就是技术发展的致命问题。当一切有关人与人性的范畴都被系统化和组织化后，面临的就是人的个性、人的思想、人的情感的丧失。当这种理性侵入到人类世界的情感范畴时，便会将灵动的情感规划为清晰而僵化的逻辑理性，使人之所以为人的根基遭到破坏，人便变成了精确冷硬的机器，残暴便因此成为横行在当今都市、当今世界的流行风尚。当代都市文化最核心的问题是，理性已经完成了对情感的同化和奴役。这样，属于人的一切范畴都被理性所规划，即一切都和严谨的目的性相关联。也就是说，一切都成为了手段，成为了工具。“工具”成为指导人们思想的核心，即将一切工具化——人性、情感、幸福都成为可利用的工具，在这种思想模式的指导下，获得物质效益和物质成功成为衡量幸福与成功的唯一标准。
本文选自
北京大学出版社
当代英国小说中的都市文化困境
作者：刘春芳著
ISBN：4
定价：5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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