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禅一味是中国茶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宋代茶文化的重要内涵
茶禅一味是中国茶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宋代茶文化的重要内涵。茶在佛教中的发展，由自然药用到佛门礼仪，再演化为寺院口常生活的一部分，最深层的原因在十茶一与禅在精神观念上的一致性，如茶道具有修炼身心的作用，这和佛教的参禅极为相似；禅宗讲究“自悟”及“平常心”，茶木世俗之物，茶事活动本身也很平常，但是要达到高深的境界还是需要悟性的，赵州和尚“吃茶去”的日头禅即是茶禅相通的最好力证。因此可以说，中国茶道“几乎摄取了禅宗思想巾一切精华，故茶道与禅宗几不可分”，而所谓的茶禅‘味就是指“茶道精神和禅学精神的相通、交融”，二者在咏茶诗词中交相辉映，营造出浓郁的茶禅交融的审美意境。
这种意境在唐人的咏茶诗中己有所体现，如皎然《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诗云：“九日山僧院，东篱菊也黄。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钱起《与赵茗茶宴》诗云：“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在时令情景与禅境的融合中，体现了禅茶悠然自适的平常心及类似道家“忘言”的清远境界。两宋时期，随着茶风与禅风的同时炽热，茶禅二位一体，水乳交融，成为一种文学形态，宋人在吟咏茶饮的同时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渗入禅意，营造出一种耐人寻味的茶禅意境。如宋库《谢答吴似郎惠茶二绝句》诗云：“夜嚷晓吟俱绝品，心源何处染尘埃”;文彦博《和公仪湖上烹蒙顶新茶作》诗云：“蒙顶露芽春味美，湖头月馆夜吟清，烦醒涤尽冲襟爽，暂适萧然物外情。”
两宋时期，三教合一的思想弥漫于学术文化领域，“外儒内佛”成为宋代文士普遍的精神追求，在参禅悟道中排解苦闷烦恼、寻求心灵慰藉也是宋代文人普遍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和饮茶结合就更显得意味深长了。水边桥头，虚堂静室，诗人慢慢品吸着名茶，茶的香味醇厚甘美，冲淡了尘世的烦扰，涤清了心灵的污垢，所谓的功名利禄、荣辱沉浮都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在茗饮的天地中，诗人品吸的不仅仅是绝品茶味，还有那份暂忘凡尘、通乎禅理的审美情趣。
在这种清幽深远、超然物外的审美意趣之外，宋人还在茶味禅意的交融中感悟到了人生的况味，如王洋在《尝新茶》一诗即言：“人间富贵有除折，静中此味真殊绝。谁言僧饭独萧条，胜处谁容较优劣。”新茶如云似雪，让诗人得以忘却烦优，静下心来细细品嚷，在清甘幽苦的茶味中，诗人骤然领悟到人世的多变，富贵的无常，心灵趋向平和，精神得以开释，仿佛与悠远的禅境融为一体了，随缘自适、返璞归真的禅意也在潜移默化中传达开来。这种世俗化了的禅意在宋人的茶诗中时有呈现，如周必大《次韵王少府送焦坑茶》诗：“初似参禅逢硬语，久如味谏得端人”，吴则礼《携茶过智海》诗云：“茗碗才尝正焙新，透出老禅三昧眼”，陈崖《煎茶峰》诗云：“品茶懒检茶经看，舌本无非有味禅。”可见在宋人眼里，处处烹茗处处禅，茶事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参禅的过程，佛学哲理、人生观念均与日常饮茶融为一体，禅味即茶味，茶境即禅境。
茶文化与道家的关系源远流长，茶文化的自然性质自始即与中国道家思想中的自然观念相契合：且“茶生于灵山妙峰，承甘露之芳泽，蕴天地之精气，而赋清灵、玄幽之察性，与道家淡泊、清灵的心态一致，与文人脱逸超然之情怀符合”。因此，道家思想在宋代咏茶诗词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一是反映了文人藉茶对羽化登仙的神往，一是呈现了文人在茶的品饮中达到的道家“忘言”境界。
首先，追求长生不老，修仙得道是道家的根本信仰，而茶之药性又使人不眠，目.使人有轻身换骨的飘然之感，自然而然地被道家视为成仙的灵药之一。这种思想又深深影响了喜好饮茶的文人，并被咏诸于诗词，唐代诗僧皎然在《饮茶歌送郑容》一诗中言：“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卢全的千古绝唱《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云：“五碗肌骨轻，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这些诗句都很好地论释了“仙道”精神与茶文化的奇妙结合，反映了文人们对于羽化登仙的神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