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思想以儒家为主导，这是古今学人的基本共识。
洪迈《容斋随笔》就曾言道：“诸葛孔明千载人，其用兵行师，皆本于仁义节制，自三代以降，未之有也”。
清乾隆在《日知荟说》中亦指出：“诸葛孔明为三代以下第一流人物，约其生平，亦曰公忠二字”。
这种对诸葛亮的评价代表了中国传统的主流观点。
本文所要强调的是，除了仁义礼智信等一般的儒家人格特性外，诸葛亮人格中具有鲜明的儒家大一统的文化禀赋。
三国时代是一个政权分裂的时代，亦可以看作是各个文化集团都在进行着的国家统一事业的时代。以此视角观之，诸葛亮的南征与北伐则格外引人注目。
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既表现对于君王的忠诚，更表达对于江山一统的渴望。前《出师表》强调：“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统一意志坚决。后《出师表》一开篇就说：“王业不偏安！”并表达为了一统天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
在全国各地的武侯祠里，大多将传为岳飞所书的《出师表》作为标准配置置于其中：岳飞是追求天下一统的英雄，《出师表》辅以岳飞书法成为绝配。由此看，历史已赋予诸葛亮以国家统一的符号意义。在他的身上，具有厚重的民族与国家认同元素。
儒家大一统的社会理想，一是理论观念的表达，一是实践行为的表现。而打通儒家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的重要环节，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典籍《礼记·王制》既记述了天子诸侯及其公侯伯子男的纵向的结构体系，也描述了东西南北中的空间格局，这是据于天下太平语境的规定。诸葛亮处在一个乱世，天下并未一统。诸葛亮的治国平天下，就是实现国家的统一。其于乱世的治国平天下之策，就是天下一统之策。
大一统之于诸葛亮，是长时段历史的积淀与文化的塑造。无论是作为意识、观念，抑或传统，甚至是一种基因，都是被历史一再肯定的结果。
这种文化基因，在前轴心时代即形成坯胎。黄帝行德政，诸侯皆归之，“抚万民，度四方”，“监于万国，万国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和谐局面的形成，这种一统是制度上的统一，黄帝也因此被尊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夏商周文化，如孔子所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这种大一统的文化一脉相承，为中华文化大一统思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轴心时代，诸子百家竞相提出自己的文化主张，以应对周代国家体制危机。无论是儒家的一统于道德仁义，法家的一统于帝王专制，还是道家一统于自然尊奉，他们对于天下“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的主张却是整体认同的。大一统是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和历史主题。
汉武帝通过对匈奴的战争，稳定了大汉江山；另一方面则通过一系列策略，解决了封国问题。正是在这样的统一局面下，董仲舒等人以《春秋》公羊学为基础的大一统思想出笼了。董仲舒把处理蛮夷事务与抑制权臣侯国看作是实现天下一统的基本手段。他强调作为帝王统治者，向外施恩，就是仁；作为远方的族群，向中央的职贡就是义。国家这样的施恩越多，其领属的天地就越宽广辽远，而远方的职贡也就越多，与大一统国家的关系就越近。这时，族群关系被纳入了大一统的国家意识。
进入东汉时代，按照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的解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经历了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演进阶段，天下问题基本上是诸夏与夷狄关系的问题。至此，汉代儒家代表人物对于社会历史从分裂走向一统的历史的表述，是把国家的族群关系状态视为大一统的核心问题。这种历史观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儒学中的最为经典的表述。可以说，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兼采各派学说的大一统文化最终在汉代铸成。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豪并起。”威胁一统的因素再次明显地凸显出来。过去的史学家往往哪里治疗白癜风最好北京市治疗白癜风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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