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主和法治，在几年前碰巧看到了一本书名字叫《民主还是独裁》，书中集结了上世纪30年代时候思想界关于“现代化”的大讨论，其背景是年南京政欎府成立时，国欎民欎党根据孙中山的理论，在确立一欎党专欎制的同时，开始对人民实施“训政”，说的是中国老百姓文化程度太低，不具备民主自治的能力，只有在国欎民欎党的训导之下才能成为公民，才能实施宪欎政。这种说法受到了胡适等“新月派”自有知识分子的质疑，恰逢西方世界经济危机，加上苏联的存在，法西斯的崛起以及日本的步步紧逼，使得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于民主和独裁产生了一场大讨论。讨论中胡适、蒋廷黻、孟森、钱端升等纷纷发文，围绕“建国与专欎制”、“统一与建设”、“民主与独裁”、“宪法与宪欎政”、“政治与行政”、“文化与借鉴”等问题展开论战，有分析英国民主政治的、有分析苏联苏维埃政欎权的、有说德国意大利法西斯政欎权的，其中最深的感受是那些真正的大学问家在讨论当时的中国究竟应该选择哪条道路的时候，都能够首先对当时的中国有深刻的认识。这次上法律课程的过程中，听到了从历史的角度看英国的宪欎政、美国的民主政治以及中国的法治国家建立，对民主和法治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民主一次源于希腊字“demos”，意思是人民，指的是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管理国家事务。根据定义，在民主体制下，人民享有最高主欎权，这里的最高是相对立法者和政欎府的。在人数较少的情况下，每个人都能够表达自己的看法，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群体的多数利益，也正是因为人们可以对同一个问题提出不同的角度的看法，在整体的决策中这种方式往往能够做出最理智的决定。在人数多到一定程度之后，没有办法让每个人发表自己的看法，西方对此的解决办法是通过选票的方式让人们选出代表自己意见或者认为可能会提出更好解决办法的人进行意见的表达，此时在整个体系中决策层变成了少数，而大多数人通过手中的选票来制约少数的人，以确保体系的公正性。从逻辑上看，这套体系在出现问题的时候通过选票来纠正错误，但实际生活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因素，那就是人性。人性具有固有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为了保证群体的竞争力以便于生存，一定程度上人会表现出“利他性”，但同时为了保证自己基因的延续，又会表现出深刻的“利己性”，这对矛盾外化之后往往体现为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斗争。作为个人会受到这种矛盾的影响，在集体决策中这种短期和长期利益的不一致也是带来矛盾和冲突的重要因素，甚至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集体决策的核心目标就是为了抑制人们对于短期利益的渴望和冲动。当决策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时候，这种短期利益就比较容易演变成少数人最自己利益的保护，通过信息的不对称或者对权力机关的操纵，有时候这种保护或者不公平可以做的非常具有隐蔽性和迷惑性。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法治作为一种管理工具对人的行为进行约束。法治的基础是自欎由民主，即需要通过法律来保证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无论是采取投票制度来选择合适的人，还是通过立法来约束人的行为，都会要求大多数人的认知水平保持一致，而在有外部竞争的情况下，这种认知水平的一致性还需要保持有较高的水准，因为如果认知水平低很有可能会导致大多数人的决策反倒会将整体放置于不利的竞争位置。这种要求大多数人的认知水平一直并且处于较高位置的最优情况，无论对于是东方还是对于西方都是一个追求的目标。之所以称之为目标，因为从历史上看这种情况在东方以及西方都没有存在过，认知水平的提高依赖于教育，而教育是非常耗费物力和人力的，在整体资源相对短缺的情况下，教育在历史上一直都是一个稀有资源，只有少部分人能够享有。鉴于此，无论是民主还是独裁，从古到今都是精英政治。精英政治所面临的首要难题依然是精英阶层对自己的短视行为的约束。这种约束行为，在西方主要有两种工具，一种工具是宗教，通过宗教信仰来提供一套价值体系，从而部分修正人自私自利的本性，这种修正越有效，整体表现出来的竞争力就越强，因此可以看到美国以清教徒为基础建立的国家体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它的公正。另外一套体系就是法治，法治的基础来源于两条，一是三权分立的整体框架给予立法和执法相对独立性，保证了两套体系之间的相互约束；另一条是英美法系中的判例形成过程中陪审团制度的建立，并且后续案例遵照之前案例进行立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从立法的层面上扩大了立法的参与范围，从而保证在立法过程中的相对公平。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民主或者法治都是为了保证公平而存在的，而公平也不是追求的核心目标，公平只是人类群体获得竞争力和发展的一种保障手段，我们追求公平，追求对等的发展权利，核心是因为在人类历史上这种公平的竞争环境能够提供最大的竞争优势，用马欎克欎思的观点来看，公平既能够改善生产关系——因为同等的竞争机会代表着不同阶级之间自欎由的流动性，也能够改善生产力——能够使最优秀的人来引导技术的发展，为技术发展创造环境。按照这个逻辑，公平应当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会受到社会的构成情况、受教育情况、生产力的发展情况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所以才会出现在一定时期内，独裁政治反倒更能适应一些阶段国家发展的情况，正是因为国家的特殊性导致了在一定时期内独裁反倒比民主能够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造成的。但同时也需要客观的认识到，这种独裁带来的发展仅仅是符合一段时期内的特殊现象，人作为个体对自己的约束相比于作为群体产生的相互约束时限往往更短，更容易出错。因此长期来看，民主必然是发展的归属，而在到达所有人都具有一定认知水平之前，能够保证体制发展能力的就是法治。中国的文化来自于中国的历史，法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形成体系，相较于西方更早。商鞅变法其核心也是使用法家思想进行整治改革，一定程度上把中国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封欎建体系改造成为官僚社会的封欎建体系，即仅仅保存皇帝家族的血缘关系体系，除此之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套体系解决了一部分公平的问题，而在一千年以后的隋朝，随着科举制度的出现，这种官僚体系无疑更加完善。正是这种体系的完善，带来了中国封欎建社会长期领先世界的格局，纵观中国历史，发展的比较好的朝代，大多数对于这两套体系继承的较好。到了近代，随着西方制度的逐步优化，在东方和西方的体系建设中，东方官僚体系对于信息的处理能力和水平相对于西方来说已经出现了较大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制度上的优势逐步演化成了越来越大的竞争优势差距。失去了竞争优势，带来的就是血与火的教训，好一点的像中国经历了百年屈辱浴火重生，差一点的如美洲的阿斯特克、玛雅、印加文明纷纷失去了竞争的资格，退缩到了博物馆中。从文化的角度上说，其实人类是非常野蛮的物种，人类的成长史伴随着无数物种的消亡史，而文明其实指的并不单单是技术的发展，改造自然的能力是生产力并不等同于欎文欎明。人类的文明应该恰恰是克制自己野蛮天性的能力，从整体上而言是这样，从个体上来说也是这样，只有克服自己那些自私自利的动物性才能够称之为人，这也恰恰是人和动物之间的根本差别。从这个角度来看，相比急于改造自然的西方，东方文明中的哲学思想从早期的“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夸父追日”逐步过度到的“天人合一”境界似乎又比西方高了一些，只是迫于竞争压力，被迫的跟西方开展了技术上的竞赛，近些年中国快速的发展也从另外一个层面印证了——相比于西方人，中国人并不蠢，也不是天然对技术玩不转，早些年的吃亏不愿意发展科学可能仅仅是因为不想罢了。现代中国，共欎产党建立了适合中国的体系制度，党内的民主集中以及和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等体系建设，共同造就了创立、建国一直到朝欎鲜战争第一次摆脱百年屈辱打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改变了国际话语权。这种改变不仅仅是一欎党、一国的努力，也是整个制度体系卓越的证明。历史从来不是静态的，环境一直都在改变，就像是《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说的一样，各朝各代的制度都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因此才能够站的住脚跟，迎来各自朝代的兴盛，但后来朝代的衰败并不仅仅是因为制度坏了，更多的时候不是制度出了问题，而是这个时代已经变了，制度只是没有跟上时代的变化而已。从工业革命开始人类利用能源的水平呈现跨越式发展，以前农民拿着锄头带着耕牛劳动一辈子创造出的能量可能不够现代社会人一天消耗的能量，特别是美国人一天消耗的能量。马欎克欎思和恩格斯说，资本主义两百年的发展创造出了人类之前历史总和的物质，中堂大人说我们面临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发展的程度一定程度上呈现的弧度是指数函数的形态，这就意味着对于今天来说变化更快，更需要一个能够匹配社会发展速度的生产关系，因此结合前文论述，民主和法治的发展是必然选择。可以看到根植于中国文化其实有很多优秀的方面，比如很早就起步的法家思想，还有中国文化本身积淀下来的朴实、坚韧的民欎族性格，这些都是我们发展的优秀助力因子，但也要看到有些文化对于建立现代化的民主法治国家可能会造成负面影响，比如血缘社会造成今天依然存在的自然关系对法治社会的影响，出现了类似于“投资不过山海关”的情况，可以预见到这种落后，在大的发展背景下一定会被加速淘汰。“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并不是这是把问题丢给后来人的一种托词，其实这句话强调的意思是需要抓欎住问题是动态变化的这一核心，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完美的制度或者体系，因为这个世界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的，没有对的和错的，只有在这种环境下是不是适合。就比如今天的中国，整体上看年轻人是要比年长的人更有礼貌、更加注重公民意识，除了教育的原因之外，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绝大多数年轻人们小的时候都没有经历过饥欎荒，挨饿因为威胁到了人最基本的生存要求，这是对人的本能的挑战，因此会在人的生活中留下极大的烙印，因此在面临有限的资源时会本能的表现出更大的自私性，人口组成部分的变化有的时候是需要依靠时间来完成的，所以我相信等到中国的这一代年轻人成长起来之后，国民素质也将会有一个整体的提升，这种提升是民主法治国家建立的基石。有的时候看到一些欠发达地区人员素质普遍不高，而看西方等发达国家体现出来的整体素质相对较高的现象，没有经历过物质匮乏的人比较容易喊出“何不食肉糜”的疑问。因此无论是看待社会出现的问题，还是看待民主和法治的关系都不能脱离社会实际的背景，脱离背景而提出“解决方案”就是耍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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