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时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原文载《近代史研究》年第1期，注释从略?学术评论?
“混合杂交论”视野下的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评马秋莎《改变中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百年》（上）高 嵩
美国现代基金会发展史上成立最早，也是当年最负盛名、最有实力的洛克菲勒基金会（theRockefellerFoundation)在华已经走过百年。尽管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在中外以往的研究中多有涉及，但是笔者认为，《改变中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百年》（下文简称《改变中国》）。史料丰富详实，研究视角和观点新颖独到，对国内中西文化交流史、基金会发展史、西医在华发展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一
《改变中国》用50余万字的篇幅，从洛克菲勒发家后成立大型基金会引领美国“慈善事业革命”讲起，一直说到基金会如何“一掷千金”，在20世纪20年代为中国建立堪称世界一流，也是基金会历史上花费最昂贵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之后又花费大量笔墨叙述洛克菲勒基金会对30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积极参与和重大影响。本书的贡献之一是其文献学价值。作者在十余年间足迹遍布中美两国收藏有关洛克菲勒家族和基金会、来华传教士、西医东渐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史料的重要的档案馆和图书馆，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包括：（1）洛克菲勒家族成员、基金会成员、在华传教士之间公事和私人往来信件；（2）洛克菲勒基金会历次遣华考察报告、基金会年度报告、中华医学基金会驻地主任工作报告、各个中国项目报告；（3）洛克菲勒基金会及有关委员会与中国有关的会议记录；（4）洛克菲勒基金会等机构的预算、财务报告、统计；（5）其他参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项目的美国人、欧洲人（下文简称“洛克菲勒人”）。和中国有关官员及知识界人士未发表的回忆录、备忘录；（6）19世纪后半叶以来传教士的通讯、刊物和当时报纸中的珍稀资料；（7）珍贵的历史图片。它们都是国内学者很难看到的宝贵资料。全书共有约条注释，其中2／3引用的是原始材料。同时，这本书也借鉴和引用了多种英文研究成果和80多种中文研究成果，包括最新的成果。由于使用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和英文研究著作，该书所有的讨论和结论都建立在扎实深厚的史料基础上。比方说，关于洛克菲勒为什么要到中国来，来干什么，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项目与早期传教士在目的和模式上有什么区别，洛克菲勒基金会如何远距离运作在中国的项目，项目遇到了什么困难，与当地有什么冲突等，这些都是首次在国内发表的史料。
然而，这本专著似乎有些“醉翁之意不在酒”。它的真正目的，如本书前言所开宗明义的，并不在于完整记录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在华经历，更不是为北京协和医学院写校史。作为一个深受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浸润的历史学者，作者的最大兴趣，如其在多处所表达的，是要通过剖析西医东渐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介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这段历史，来探讨中西文化交流与冲撞这样一个大主题。以年鸦片战争为起点，中国开始了其上下求索的现代历史进程。在这一百多年的艰难经历中，一条鲜明的主线就是中国如何看待和把握外部世界，更具体地说，就是中国在面临西方文化的挑战甚至威胁时，如何在自身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和博弈中求生存、求平衡、求发展。对这样一段复杂而精彩的历史，无数中外学者希望去展示、理解、诠释并以史为鉴。《改变中国》一书作者也是其中的一位。
这本书以中西文化的冲撞与融合为主线，讨论了作者认为最重要也最有意思的两个议题：其一，传教士和洛克菲勒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怎样用他们对社会进步的理念和对现代知识的占有来力图改变中国的？与此同时，中国现代政治文化力量又是如何通过把握外来影响和资源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社会目的的？其二，当中医和西医、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国的现代化努力和西方改变中国的努力相遇时，双方的关系是怎样的？在冲撞和较量的过程中，有没有产生相互融合和汲取的新文化因素？如果有，又是怎样发生的？成功和失败的因素是什么？在对这两个主题的讨论中，作者没有采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后殖民主义研究的流行理论框架（例如文化帝国主义），而是借助了另一种新的研究跨文化交流的理论——“混合杂交性”(hybridity)的思路，以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经历为例，来展示中西文化博弈中的多元性和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汲取的关系。在迄今发表的中外研究中，《改变中国》是第一本用“混合杂交性”理论来研究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经历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学术论著，这也是本书的精华所在和贡献之一。
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学术界对西方强权和西方帝国主义对亚非拉的侵略的研究，构成了日益庞杂的后殖民学或曰后殖民理论。在对近代西方文化在非西方文化地域的扩张的批判中，对西方现代医学登上世界医学体系霸主地位以及美国大基金会在其间的推波助澜作用，成为后殖民学的重要分支。这些批判所依赖的理论体系主要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等。《改变中国》一书对此进行了介绍和评论。例如，该书概括了近年西方学术界批判西方慈善家或者社会改革家如何企图按照个人的社会理念和文化背景，也就是白人、男人、新教基督徒、经济文化精英和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主流文化，来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野心。“这些私人机构通过自己的捐赠购买了影响大量本质上属于公共领域事务的权力……当社会上没有其他利益群体可以与基金会角力时，其文化霸权就已经建立了。”无疑，在后殖民学的研究中，西方学术界对传教士、西医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在非西方包括中国扩张的批判，对于了解西医和西方文化扩张的政治经济学有很大的帮助。然而，《改变中国》的作者并不满足于停留在对西方扩张目的的批判上，对她来说，更有意义也更有意思的研究课题是，西医东渐发生的过程，推动这种跨文化交流的动力，当地文化的作用，受过西式精英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对此类问题的追究，使作者看到了用文化侵略的思路来研究西医东渐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努力的局限性，因为这样的理论框架不注重本土的政治文化形势和力量对外来文化势力的影响和制约。她强调：“无论是传教士来华行医办学还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介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都会带来两种文化的相互反应和冲撞，最后的结果如何则取决于双方社会文化等多方因素的综合作用。因此，这种各方力量较量和消长的历史现象代表着单方侵略式的‘文化帝国主义’概念所无法表达的丰富内涵和复杂多面性。”
在对后殖民理论进行批评的基础上，《改变中国》采用了20世纪90年代在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出现的一种新理论——“混合杂交性”的理论框架。根据英国学者罗伯特?扬的解释，“杂交‘hybrid’一词是从生物和植物学而来的，在拉丁文中的意思是驯化的母猪和野公猪的杂种。所以，牛津英语字典解释为‘不同种族的父母所生，混血儿’……‘17世纪初，此词开始出现，但在19世纪前，这个词极少使用’。”扬指出，“hybrid”是19世纪的词汇，那时主要用于生理现象，只是到了20世纪才被作为一个解释文化现象的术语使用。自90年代起，不满意“文化帝国主义论”那种将近代西方殖民扩张形容为一部整体的、单向的从西方到世界其他文化的历史，学者开始使用“混合杂交”的理论来解释殖民时期种族、语言、文化和社会关系的冲突与混合，希望对复杂的跨文化接触交流过程有多层次、多方面和更细致的描述。与“文化帝国主义论”强调殖民扩张直接的政治、经济目的和有害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后果的思路相对，“混合杂交论”注重的是跨文化相遇与交流的过程，特别是在此过程中多元因素的参与和在相互影响下杂交文化的产生。倾向于采用这一理论的学者认为，“它可以包含多种多样的跨文化混合”，“有助于我们理解殖民主义多面性本质”。
其实，对于殖民时期西方人与当地人在种族、语言、宗教、医药、文化的混合杂交现象的研究，在“hybridity”成为一种学术理论之前早已开始，“混合杂交论”的发展是建立在这些研究基础之上而又包容了这些方面的一种后殖民主义理论，其内容丰富而又繁杂。正因如此，迄今对这一理论没有一种清晰和通用的定义。然而，“混合杂交论”的特点是很明确的。首先，它强调在人类历史的全部过程中一切文化都不可避免地相遇、杂交和改变。否认19世纪以来的文化混合杂交，就等于否定了这段历史过程中的核心的东西。同时，这个理论认为，两个不同而独立的文化实体，在接触和交流中，会通过“移居”而生成一种新的混合体。因此它重视两种文化之间在杂交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具有所谓“之间性”(in-between-ness)的状况，以及作为结果的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新文化形态和因素。按照这种新思路，文化混合的前提是双方从各自的利益或目的出发，并有了解对方、给对方施加影响的强烈愿望，同时具有采他山之石为己所用的能力。
采用这种新的理论视角，《改变中国》至少在四个方面从中西文化交流角度提出了自己对这种理论的诠释。首先，它强调在杂交过程中不同文化通过冲突来了解和适应对方的能力。该书用大量篇幅详细展示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中国知识分子与改革派了解对方、影响对方的强烈愿望及兼收并蓄的能力。这是“混合杂交”出现的前提。其次，文化交流是由人完成的。书中以几个突出的人物为例来描写有跨文化背景的中西文化交流“大使”是如何推动西医东渐过程的。这里每个人的情况、背景乃至观点和做法都不同，作者希望用这些人的经历来说明跨文化交流中不存在整体的行为或统一的声音。第三，以中国公共卫生和乡村建设为例，该书显示出西医在中国开始成为一种具有“之间性”新文化成分的体系。最后，通过对中西医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地位转换，它强调本地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制约。虽然当时西方外来文化可能相对强势，但是如果没有本地政治文化精英的认同和参与，西方文化很难成为主导性文化成分。以下对这四点做一些说明。
当19、20世纪之交“天定命运论”和弗里德里克?特纳的“边疆学说”将整个美国的目光引向中国时，洛克菲勒人也顺潮而起，开始认真考虑到中国发展的可能性。洛克菲勒及其顾问很清楚必须了解中国才能影响中国、改变中国，同时他们又不满意于通过传教士的眼光来看中国，因此洛氏曾在辛亥革命前后花了十年的时间，派出三个考察团来了解中国国情，以便选择最有效地影响中国的项目。大量洛克菲勒人之间的通信和考察报告表明，当时他们所接触的从北京到其他地方的官方人士、新型知识分子和社会改革派，都对洛克菲勒人及其代表表示了希望他们来中国办教育、帮助中国建立新型机构的强烈愿望。正是这样的信息使洛克菲勒人认识到，这是一个与中国打交道的“千载难逢的、最重要的机会”，他们改变中国的时机到来了。“中国官员的头脑已经开放，时机就是现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第一次中国医学教育考察团成员写信给洛克菲勒二世，告诉他中国人在接受西方医学教育方面应该没有重大困难，因为偏见的各个方面已被打破。“中国变化之大非亲历难以相信。这种变化之大、之快使新潮流势不可挡”。这些“了解”中国的人说服洛克菲勒基金会，使他们得出结论：中国不但有巨大的需求，而且基金会有责任去帮助中国。“促进中国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不仅会对中国有利，不仅会对一代人有利，还将为全世界在久远未来的福祉做出重要贡献。”
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中国的考察，不仅使他们了解了中国，也使他们清楚认识到来华传教士工作中的致命弱点。《改变中国》指出，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传教士在如何在中国发展教育和医学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研究中，这是一个全新的结论。以往的近现代教育史或把北京协和医学院当成是教会学校，或把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传教士来华当成一回事，从而忽视了两者的区别和这种区别的意义。然而，《改变中国》的研究表明，揭示传教士与洛克菲勒人的分歧对于准确理解当代美国与中国文化思潮的变化和跨文化交流的行为方式是有价值的。因为两者分歧的产生，先是受美国当时主流文化变化的影响，其后，中国形势的发展又促使洛克菲勒做出与传教士分道扬镳的决定。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多数中国人对传教士的反感和中国的动荡时局使洛克菲勒人感到，只有不代表任何基督教教派的项目才能被中国人接受，他们要在中国办医，因为这样的事业是“无党派的，无论在何种政府之下人民都会有兴趣的工作”。同时，参与洛克菲勒考察团的美国医学教育专家了解到中医在中国文化中的根深蒂固，认为传教士以皈依为目的的低质量医学根本不能动摇中医的地位，只有最先进的科学医学项目才能说服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西方文明的高明之处，从而达到通过科学医学项目影响和改变中国的目的。这就是为什么基金会不顾在华教会的强烈反对，坚持成立自己的学校，而且尖锐批评教会学校因注重传教而牺牲科学教育和教学质量的做法。正如洛克菲勒二世在协和医学院落成典礼上宣布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所希望给予中国人民的，不仅是医学科学，而且是思维发展和精神文化上西方文明的精华”。
毋庸置疑，跨文化交流是由人来推进的，而且这些人往往或是有社会和政治影响力的开明人士，或自己就是跨文化交流中催生出的人物。《改变中国》对号称“医学布尔什维克”的兰安生（JohnGrant)、中国的“公共卫生之父”陈志潜以及帮助洛克菲勒基金会完成对华使命转变的甘恩（SelskarGunn，又译冈恩)的详实叙述，展示了“混合杂交性”如何通过20世纪西医东渐过程体现出来。
例如，研究中国公共卫生发展史的学者们对兰安生和陈志潜都很熟悉。陈志潜是兰安生的学生，他本来打算成为一个皮肤科专家，但在兰安生的影响下，他认识到公共卫生事业能够为中国做出更多的贡献。陈志潜出生于医疗卫生条件非常落后的四川偏远小镇，“由祖父启蒙，得以浸润到支撑中国久远文明的思想之中”，长大后在中国当时的象牙塔之巅协和医学院苦读了八年西方医学，后来又到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深造，其所受教育可谓中西合璧。他成长的时代，是青年知识分子深受五四时代影响，立志于救国图强的时代，也是传统文化和西来思潮相互冲撞、较量并影响知识分子的时代。陈志潜和他所加入的定县乡村建设实际上反应了这种时代特点。在定县展开的平民教育激动了陈志潜的心，就是这种时代感促使陈志潜“只希望做一点儿下层工作，因为下层工作最要紧”。
陈志潜的例子的重要意义在于，他所建立的影响深远的定县农村初级保健模式，是由兰安生开始的将西方公共卫生知识和模式引进中国，并与中国农村实际问题和发展水平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一个展示两种文化“混合杂交性”之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最具说服力的史例之一。陈志潜能够完成建立中国独特的、后来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榜样的农村三级卫生网这样的大业，一方面得益于他在协和医学院和哈佛所受的教育，使其在视野、知识面、专业能力和社会网络等方面具有高起点，深信从西方传来的科学医学的优点超过中国的传统医学；另一方面是由于他立志献身于农村卫生医疗事业的思想深深扎根于其人生观，即“作为一国之基的百姓对社稷安危的重要性以及受过教育的人对社会的责任”。
洛克菲勒基金会来中国之初，本是抱着以西方科学之精华来改变中国传统文化和知识分子的目的，精英式的医学教育正是这种主旨的产物。但是30年代它的在华活动出现重大转折，从投资医学教育转为开始深度介入中国的乡村建设。这种转变与基金会副主席萨尔斯卡?甘恩在中国的工作有直接的关系（详见下文）。《改变中国》通过基金会的乡建工作来说明，本土文化的趋势和当地人士的变革意愿对来自外界的改变中国的努力具有决定性影响。正是由于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和洛克菲勒基金会领导人对乡村建设的调查，才使得洛克菲勒人认识到协和项目实际上脱离了中国变革的主调，才使他们认识到基金会在中国的项目必须有一个更符合中国需要的改变。
从中国公共卫生基本模式的创立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转向乡村建设，《改变中国》用这两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历史片段，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作者所强调的论点。在20世纪中西文化的对立、博弈和冲突中，“双方在设计和调整自己的政策的同时，也在确定和调整自己在这种双边关系中的位置”。“在跨文化交流中，无论哪一方处于主动，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态度，特别是来自统治阶层和社会精英的反应，是这种交流能否进行下去和发展快慢的关键。从兰安生、陈志潜到晏阳初、甘恩，他们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驱使他们孜孜不倦地寻找帮助中国社会和人民的途径。他们的经历证明，“当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遇时，双方由冲突而相互影响、适应和结合的现象是总的趋势。本土文化为自身的发展而‘拿来’有用的外来文化势所必然，而外来文化在进入本土文化后异化也不可避免。其结果，就是‘混合杂交理论’所谓的‘之间性’。就洛克菲勒人参与的中国改革而言，无论是公共卫生还是乡村建设，最后都呈现了‘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中西文化结合的特点。”（未完待续）欢迎订阅《近代史研究》防治白癜风北京治白癜风效果好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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