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话?鬼?话是什么造就了中西方文化心理的根本差异刘绪义研究中西方区别的学者都不能回避中西方文化的区别。如新儒家梁漱溟指出，西方是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是中国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中国文化是内倾型文化，西方则是外倾型文化。外倾的文化精神决定了西方人好向外看;内倾的文化精神决定了中国人好向内看。哲学家冯友兰更是直指中国哲学向内追求，以达人性的完满为目的；而西方哲学则向外探寻，以认识自然，征服外在世界为最终目的。国家大师钱穆也有类似的论述。但不管是哪一种，都会联系到“天人关系”。今人邓晓芒先生也指出，“通常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就是天人合一的二元结构，也有天人相分，但最终归于天人合一，乃至天人未分的混沌；而西方文化是神、人、自然的三维结构，三者从未分到分化，最终目标也是重新合为一体，但三者必须经历对立过程，不能退回到未分状态。至于论及中西文化分途的根本原因时，则答案的指向也相对接近，都倾向于自然环境，如农耕文明与商业文明的分野，或者是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区别，总局如钱穆那样倾向于认为，根本原因是受自然环境影响。不能否认自然环境对中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变中西方文化心理的根本差异来说，恐怕还有着更深层的东西。这深层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打开中国古代的神话，就会发现，中国神话里的天是一个有意志有人格、高高在上而又无所不能的神，它有头，有手，有眼睛（天视自我民视），有耳朵（天听自我民听），但是，唯独中国神话里的天是不说话的。孔子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说过什么？天什么也不说。那么，天的意旨我们人怎么可能知道呢？那就只能靠人去感悟它、体悟它。同样，打开西方神话，我们同样看到西方神话里的天也是无所不能的神，它一样有头有手有眼有耳，但西方神话里的天却是说话的。《圣经》第一页开篇就说：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上帝（也是天）的意旨是明明白白说了出来的，那么人只要遵照执行就是了。在中国，要想准确无误地把握天意，光是靠感悟靠体悟是难以做到的。要想准确无误的把握天意，最好的办法就是做到天人合一。天、人合二为一，那么，天的意图我们人就能一清二楚。就因为这一点细微的差别，一个说话，一个不说话；一个外倾，一个内倾，就决定了中西方文化心理的根本差异。不说话，金人三缄其口，造就了中国人听话的个性。“三缄其口”的典故最先出自于孔子。《孔子家语》等文献记载：孔子观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庙，庙堂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必戒，无所行悔。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勿谓不闻，神将伺人。焰焰不灭，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终为江河；绵绵不绝，或成网罗；毫末不扎，将寻斧柯。诚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伤，祸之门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盗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众人之不可先也，故后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执雌持下，人莫逾之。人皆趋彼，我独守此；人皆或之，我独不徙。内藏我智，不示人技；我虽尊高，人弗我害，谁能于此？江海虽左，长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无亲，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读斯文也，顾谓弟子曰：小子识之，此言实而中，情而信。《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行身如此，岂以口过患哉？言多必失，多言多败，看起来是非常合理的告诫，被人恭颂为智慧，其实何尝不是明哲保身的哲学呢？作为臣民，不得不格外提防失言。有的皇帝，不允许臣下有任何口误。清朝金埴《不下带编》一书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明朝嘉靖皇帝召太医令徐伟诊脉，徐伟进殿后匍匐膝行，见皇帝坐在小床上，龙衣拖到地上，不敢继续向前爬，奏道：“皇上龙衣在地上，臣不敢前。”嘉靖帝马上拉了拉衣服，伸出手腕让徐伟诊脉。诊脉毕，徐伟回到值班室。皇帝下诏内阁，说：“伟适诊脉，称衣在地上，足见忠爱。地上人也，地下鬼也。”并给了徐伟很厚的赏赐。徐伟见到诏书，惶惧失色，庆幸自己拣了一条命，以为有神灵在暗中保佑。如果徐伟口不择言，说“衣在地下”，在嘉靖帝听来，等于骂他是“鬼”，罪该万死。金埴说，嘉靖帝“严而多忌，误有所犯，罪至不宥”。若是遇上嘉靖帝这样的皇帝，官员们哪能不诚惶诚恐？生怕语多必失，要对自己讲的每一个字斟酌再三。不幸的是，嘉靖帝这样严苛的皇帝，在历史上不是个别的。???明朝陈洪谟《治世余闻》一书也讲述了一个故事：明孝宗时，高官中有一人善于结交皇帝身边的人，这些被收买的人常在皇帝面前赞誉这位大臣的才能。一天，明孝宗对兵部尚书刘大夏说：“闻某极有才调。”刘大夏没有敢回答。孝宗以为刘大夏没有听清楚，大声说：“工部尚书李某，尔知之否？”刘大夏仍然没有敢回答。明孝宗这下明白了刘大夏的意思，笑着说：朕只听说此人能办事，没有来得及了解他的为人。刘大夏急忙叩头，说：诚如皇上所谕。刘大夏两次不回答明孝宗的话，正是怕得罪别的大臣。因此，谨言，甚至不说话，就成了人们明哲保身的法宝，也造就了很多“多磕头、少说话”的高官。这种明哲保身哲学无疑是基于某种恐惧或者顾忌，而这恐惧或顾忌又来自于什么？一是怕因伤害别人给自己带来祸害。唐太宗贵为天子，自称：“朕每临朝，欲发一言，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是以不多言。”晚清的曾国藩感慨道，“权位之所在，一言之是非，即他人之荣辱予夺系焉。”害人终害己，此乃古之清醒者。二是怕话语权的丧失。权力的大小归根到底取决于话语权，也就是说话有没有人听，即便是贵为帝王，一旦说话算不得数，轻则大权旁落，重则危及性命。倘若一介匹夫，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其力量足以令人恐怖。因此，在中国文化里很少能看到对话，更不大可能有论辩，有的总是圣人的训示，皇帝的玉言，如《论语》里，大多是不容弟子分说的斩钉截铁式的论断：“子曰”；《孟子》中，除了赤裸裸的“孟子曰”之外，往往也是孟子回答诸侯贵族们的疑问，同样是作为圣人面目出现的。稍微有点驳诘，则被斥为“巧言令色”。因而，中国文化话语中只有训话者与听话者两种角色。《易经》强调“言行，君子之枢机”。《系辞传》说：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君子处于室内，说出的话，善则千里之外的人会闻风响应，更何况是他身边人呢？反之，如果出言不善，则千里之外的人也会违背他，不以为然，何况是他身边的人呢？因此，言出乎自身，而能影响于百姓，行为也是由近显远。言行是君子立身处世的紧要机关，机关一发，主宰了一个人的荣辱成败。言行，正是君子感动天地之奥妙所在，不可不谨慎啊！《系辞传》还进一步指出言的重要性，“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也。”言语成了乱起之阶梯，君失臣，臣失身，都是因言语不慎而致。《易经》还据言语来识人：“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后来孔子也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同时，《系辞传》还告诉人们审慎修“辞”：“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易其心而后语”，是君子的三项修炼工夫之一。不仅如此，《易经》还指出四大“圣人之道”，其中就首推“以言者尚其辞”：是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00易经云“易其心”“尚其辞”，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人文化心理的内倾，言行不一，造就了大话、套话、官话、空话、假话。一言以蔽之，就是语言的腐败。在言语上玩弄技巧、花样，形成言语上的巨人，而行动上的矮子；道德上的高调，而思想上的侏儒。这恐怕正是中西方文化最明显的差别的具体表现。语言的腐败，是世风衰竭的表征，是思想的懒惰，是精神的枯竭。美国著名作家霍尔姆斯说：“语言腐败了，臭气会熏染一国的良心。”孔子也指出：“天下有道，则行有枝叶；天下无道，则辞有枝叶。”说话要讲究艺术，不错，但更要讲究德行，古人称“口德”是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但这“德”不仅仅是私德，更是公德。因而这德字的核心内涵应是“诚”。诚者天道也。不诚无物。为了自己的安全和利益，违背天道说假话，违背人道颂伪德，都是遭人不耻的。万事如易北京治白癜风的医院北京中科白殿疯病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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