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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汉字的“文化乡愁”
当 可别不服气。年暑期掀起收视高潮的两档节目《汉字英雄》和《汉字听写大会》，就令无数电视观众自愧难当：不考你诸如鳏寡孤独、沆瀣一气、龙骧虎峙之类的成语，就是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详的橘子、癞蛤蟆、打破沙锅璺到底，试问，能正确写出来吗？ 这是一个望“字”兴叹的时代：你用鼠标“点”，在键盘上“敲”，面对电脑、手机打字如飞；可一旦握起笔来，却发觉再难写出“一手好字”，甚至开始频写错别字，提笔忘字……“手写失忆症”正在危及着当今的青年一代。 然而相比书写能力的退化，更加令人担忧的是，用汉字承载着的历史记忆丧失，用手写汉字去沟通华夏文明的情感断裂。在科技文明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希望，别让上下五千年的汉字书写，也成为每一位中华儿女的“文化乡愁”。她从上古走来，在“繁简”演变中传承
文字是文明社会产生的标志。古埃及的圣书字、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以及中国的甲骨文被公认为最古老的三大文字系统。然而伴随着古埃及的消亡，记载文明的圣书字被深深埋葬；发源于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曾经历巴比伦、亚述、叙利亚等多国的流传改造，可由于极其复杂，直至约公元1世纪，亦被人类遗忘。唯有甲骨文，历尽沧桑，几经演变，却从未割断源流。 作为汉民族最宝贵的文化遗产，汉字自发明之日起，在中国的历朝历代均被用作主要的官方文字。在历史上，汉字是从上古时期唯一传承至今，并且连续使用时间最长的文字。而在当下，它也是目前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流传范围最广的文字之一。除了中国，在日本、朝鲜、韩国，以及东南亚等归属于汉文化圈的地区，汉字也被广泛使用，据年一项统计数据，使用汉字和汉语的人数已达16亿以上。 早在晚清年间，河南安阳殷墟的甲骨文已被大规模出土确认。专家考证殷商甲骨文距今至少年，已是六书具备的成熟体系。然而就在日前，年9月，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获得重大发现，考古学家在一些石钺上意外发现了一连串象形文字，经专家论证，认定这是迄今为止在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原始文字。它表明在距今约年前，良渚先民就开始使用文字。 在汉字数千年的流变发展中，无论从外貌形态到内涵意蕴，曾经发生过众多分歧。从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到隶书、草书、楷书，时至今日，仍未完全定型。 殷商时期，甲骨文的主要功用是记录占卜卜辞，但凡祭祀、耕种、出狩、争战，都要占卜以测天意，祭司将占卜得到的结果刻在龟甲、牛胛骨上，即对国家兴亡的大事做出最高裁决。到了周代，进一步产生金文、石鼓文，这些铭铸于钟鼎，勒刻于石鼓的文字被统称为“大篆”。秦朝，李斯受命统一文字，就形成了小篆，让天下人效仿。这是在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国家统一制定标准文字颁布于世，对后世影响深远。 然而汉字真正被定名，是起始于汉代。小篆虽在形式上精美典雅，但书写并不方便。下层文吏为了方便快捷，便将其削繁就简，化圆为方，于是隶书应运而生。由于实用性强，此时汉字开始由官方高层走向民间，向全社会传播。这是一个书体快速发展的繁荣时期，在隶书的基础上产生了笔法更为流畅的草书和紧扣汉隶法度的楷书，以及介于草书、楷书之间的行书。而楷书由于形体方正、笔画平直，被后世普遍采用，奉为习字的楷模。 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曾组织专门机构对汉字的形、音、义进行了规范和简化，并以《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普及推广，在工具书的各条目中并列简化汉字和繁体字。之后，简体字在中国大陆以及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使用，而港澳台等地区仍沿用50年代之前的“繁体字”。 一场旷日持久的“繁简”之争由此引发。恢复繁体字论者认为简化字破坏了传统文化：“汉字简化后，親不见，爱无心，麈不生，顾空空，有雲无雨，開関无门……可魔仍是魔，匪还是匪。”可支持简化字者认为：从简从俗顺应了数千年来文字发展的规律。 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汉语研究所所长李运富指出：“汉字形体的繁化和简化从来不是绝对的，而是辩证地协调发展。就个体字符而言，各个朝代都是既有繁化又有简化。例如，从甲骨文——金文——大篆的阶段总体上是繁化，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总体上是简化，楷书的繁体阶段比隶、草繁化，而现代的简化字楷书系统又比繁体字楷书系统简化。” 国家语委咨询委员董琨研究员认为：“任何一种文字符号系统，都要取得简易度与区别度的最佳协调。”在表达上，人们希望一字一词，字词的关系要清晰。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字数就越多越好，字形就越繁越好；但就书写而言，人们却又希望字数越少越好，字形越简单越好，这样书写起来就更加便捷——当汉字表达不甚明确时，就适当繁化，当汉字繁化到使用不方便的时候，就适当简化，而这就是汉字从古到今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六书”造字
当今世界依然在使用的文字中，只有汉字和水书（水族的文字）属于非拼音文字。而汉字最初是作为记录事件的书写符号，它由图形逐渐演变为笔画，由象形文字（表形文字）演变成了兼表音义的意音文字，这种兼具形象、声音和辞义三者于一体的特性在世界文字之林中乃是独一无二的。 六书是汉字构字的基本原理。东汉许曾在《说文解字》一书中详细阐述了“六书”的构造原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其中前两者为“造字法”，中两者为“组字法”，后两者为“用字法”。 “象形”所谓“画成其物，随体诘诎”，就是依照物体的外貌特征将其描绘出来，例如日、月、山、水。再如一个“瓜”字，两撇表示藤，中间竖钩表示瓜，捺表示叶；“指事”所谓“各指其事以为之”，即用象征的符号，或在象形字上加上一个符号来表示另一个字。比如人在其上写作“上”，人在其下写作“下”，在刀口上加一点，表示这里最锋利，这就是刀“刃”；“会意”是将两个以上的字组合在一起，把这几个字的意义合成一个意义。比如“人”“言”成“信”，表示人要所言有信；而“人”“木”相合，表示人靠在树上，就是“休”息。 “形声”是“六书”中被使用最多的构字法。它分别用声旁和形旁表达特定的“音”和“意”。例如洋、氧、徉等，不胜枚举。但要注意，随着汉字的改革，不少形声字的音旁已经不能起到表音的作用了。遇到“蟾蜍”，若是念成zhanyu，恐怕就要闹出“秀才识字念半边”的笑话了。 此外，还有“转注”，用两个字互释，彼此同义而不同形。例如《诗经·大雅》云：“周王寿考”。因为在古时“老”、“考”二字相通，均可作“长寿”讲。而“假借”就是借用一字（常借用发音接近或属性近似的字），去表达别的事物。比如，“又”原指右手，后被假借当作“也是”之意；而“闻”本意为听，后被假借为嗅觉动词。 20世纪80年代电脑应用初期，曾有人断言“计算机是汉字的掘墓机”，然而王永民用五年之功发明创制的“五笔字型”打破了这一诅咒。在研究五笔字型编码法的过程中，王永民曾对现代汉字做出分析统计，共列出个部件，其中前8个使用频率最高的部件依次为口、人、土、日、火、犬和木。很显然，与人相关的构字部件位居前列。 在甲骨文和金文里，人体的图像很多，且呈现各种姿态。有站立者，如“大、立”；有侧立者，如“人”；有双腿交叉者，如“文”；有跪拜者，如“女、节”；还有屈体鞠躬者，如“句、尸”……这些词都与人和人的行为有关。但还有一些并非人所特有的事物或现象在汉字里的呈现依然是以人体或人体部位来曲折表达的。比如甲骨文的“天”，像伸足张臂的人形，在头顶处或变形为方框，或增加一横以强调人的头顶部位，本义为人的头顶。正如《说文一天部》中说，“天，颠也”，颠即头顶，而在人的头顶上，就指向天空。 由此可见，先民们在创造文字的过程中，既以人类自身为主要的认识对象，也以人类自身为中心本位来认识万事万物，反映客观世界——“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这就是汉字造字思维里的人本思想。横平竖直写字，堂堂正正做人。 这里有一则流传千年的“笔谏”佳话： 书法家柳公权是唐穆宗朝代的人。封建帝王中，穆宗当排昏君之列，生活放纵，痴迷声色。一日早朝，穆宗心血来潮，对柳公权说：“朕近时正在练字，却总感不得要领。卿对此造诣较深，可否作经验之谈？告知朕如何运笔。” 柳公权想了想说：“以小臣的体会，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心不正则笔也难正。”——听上去是讲运笔之法，实则乃规劝穆宗端正品行心术，做一个明君。 正所谓“字如其人”，在古人心中，用笔之道与为人乃至为政之道都是殊途同归的。数千年来，汉字书法作为世界上唯一一种由文字演变而成的艺术，被国人赋予了无限的想象力，甚至被视为人格的标记。“横平竖直写字”与“堂堂正正做人”被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 三国时期楷书的创始人钟繇的字被唐代书学理论家张怀璀评论：“幽深无际，古雅有余”，而他留在历史上的形象是博学厚德；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被誉为：“龙跃天门，虎卧凤阙”。而《世说新语》也品其人曰：“翩若惊鸿，矫若游龙”；颜真卿既“雄健”又“阔大”的“颜体”书学，一如他忠贞不二的人格，为平定安史之乱，颜真卿的堂兄、侄儿都战死沙场，而他本人最终也英勇就义。张旭、怀素号称“颠张醉素”，他们的狂草堪称中国书法史上的巅峰之作，而他们的人格也如书法一般洒脱不羁，豁达大度。后世评价二人，均是纯粹的艺术家，把满腔情感倾注于点画之间，旁若无人，如醉如痴，如癫如狂……而汉字方方正正的形体，以其严谨的结构，庄重的仪态，典雅的气度，更是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人格的基本特质。 在墨迹之间，在笔画之间，在字里行间，汉字书法就像是“无言的诗，无行的舞，无图的画，无声的乐”，不但是一种人格修养的方式，更是一种承载华夏文明的艺术精粹。这就是一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其中蕴藏着绵延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内涵与智慧，有待当代人继续探索，更值得青年一辈珍视。来源/语言研究作者/张斯絮原出处/港台文学选读北京治疗白癜风最正规的医院北京市看白癜风哪家医院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