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述说过，类属性与个体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的一体两面，对这两面的重视程度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文化认知。类属性是文化的起点，因此，本源上不可能有完全基于个体属性的文化，只可能有偏重于个体地位或个体作用的人类文化。
正因为每个人的都有类属性与个体属性两个方面，矛盾也就始终存在。当群体的生存危机较大时，往往类属性会压倒个体属性主导个人的意识；相反，当群体的生存危机不大甚至远去时，个体属性的主导性就会上升。这就是群体外部压力形成群体危机时，内部凝聚力反而上升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由于类属性、个体属性都只是一个人的某一面，类属性也依赖于个人的存在而存在，人类在由个人组成群体时，其价值观念也就会有所偏重。从而，形成文化的不同核心观念。当一个群体的集体意识偏重于个人在群体中的支柱性作用时，群体观念显然会偏重个人的成长，当这种被视作支柱性的个人的成长与类的生存或发展产生不危及群体生存的矛盾时，群体的选择就会偏向支持这些人的成长，群体内部会形成牺牲部分相对“不那么重要”的一部分人的“利益”，不平等性会更容易产生；相反，如果一个群体的意识更偏重于群体的均衡发展，群体会更倾向于重视每一个人的成长，视每一个人都是群体的不可缺少的一员，对“支柱性成员”的倾斜也不会固定在某一个或某一类成员身上，公正与“伙伴”的意识会更强烈，所谓“偏重”与“倾斜”就会更着重于“次序”的需要。
如此，文化的分歧就产生了。
因此，文化的最本源的分类，是偏重于类属性的文化与偏重于个体属性的文化的分类。
在人类的最初发展阶段，这两类文化很难说谁优谁劣。
偏重于个体属性的文化，显化更利于群体中个别“优秀”成员的成长，在最初的、群体生存更依赖于个体的强壮的阶段，这种文化显然更利于群体形成“尖端战斗力”，在生存环境的争夺中，更具有攻击性，也更容易通过攻击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但是，在更依赖于群体的整体力量的“防守”中，韧性就会显得不足。
偏重于类属性的文化，由于更强调整体的协调发展，更重视每一个成员在不同位置上都发挥最大的效果（秩序性更强），“尖端战斗力”会显得不足，攻击性会相对较弱；但是，在整体协调、群策群力方面会更有效率，在“防守”上显然会更有层次性，也更具韧性，整体发展会更具持续性。
在对待环境方面，偏重于个体属性的群体文化显然更倾向对环境的利用与索取，将环境视为“外部化”的内容。更偏重于类属性的群体文化显然更倾向于与环境的亲近，将生存环境当作群体生存的一部分，即将环境“内部化”。同样地，前者显然更利于“快速成长”，而后者更具可持续性。
当然，在面临群体生存的临界点，更偏重于个体属性的文化群体显然更具爆发力，更易获得生存空间；但是，一旦“支柱性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群体会更易崩溃。更偏重类属性的文化群体则相反，在强大的打击面前，由于缺少“尖端战力”，其生存空间会更快被压缩；但是，由于更具韧性，更亲近环境，反而更不容易崩溃。同样地，在被“过度”打击后，前者显然很难重新组织起来，后者则更容易“死灰复燃”。
显然，更偏重于个体属性的群体也会意识到“尖端战力”的双刃剑作用，以及“非重要成员”的离心力更强，为了解决这两个方面的困境，会更倾向于寻求外部的力量，“神”以及“神谕”显然更容易在这样的群体中滋生；更偏重于类属性的群体中，上述情况相对来说会更不会出现，对“秩序”看重，会使“长者”有更大的市场更容易受到尊重。在群体发展壮大后，相对于生存，内部的发展更重要时，前者更容易产生排斥性的一神宗教，后者更容易出现祖先崇拜。
无论是偏重类属性的文化还是偏重个体属性的文化，如果发展到极致都会走向文化作用的反面，偏类属性的文化会以类的稳定性需要的名义堵塞个体流动的通道，从而抑制个体的活性，最具活力的流动性通道的堵塞，“全面发展”就会变成“全面抑制”，使整个文化进而使整个群体失去活力；偏个体属性的文化则会出现两方面的危险，一是用于平衡个体的外部力量过于强大，从而导致最具活力的个体的活性丧失，从而使群体失去活性而陷入“黑暗”境地；二是个体属性本身极度发展，使文化群体失去“初心”，从而造成文化崩溃进而使群体解体。
（二）
近代以后，中西文化逻辑上的冲突就在于类属性与个体属性的冲突。
偏个体属性的文化，容易走向个人主义道路，尤其是在建立文化群体的外部理由不存在后，对个人的压制可能导致认为是对个人活力的削弱，从而违背了其文化价值观；由此，可能进一步导致对当初建立文化群体的“初心”的疏离，从而导致文化的崩溃。这就是西方黑暗时代的由来，以及类属性被资本主义文化“忘记”的原因。
资本主义革命脱胎于欧洲“黑暗时代”封建等级文化时，迫于对“黑暗时代”对个体属性的过于压制，物极必反，矫枉过正，遂对个体权利进行了过分的夸张与扩大。发展出了类似于完全出自个体属性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文化。当然，这种类似也仅仅是表面的类似。毕竟，资本主义文化革命是起源于文化群体内部的革命，因此，不可能对其文化内核进行完全的破坏，因此，延续其封建文化的人类文化的类属性内核并没有完全直接“失守”，因此，维持着资本主义文化内核的平衡。
然而，当这种文化倾向发展得越来越具主导性时，资本主义完全摆脱了封建时代“类属性”的成分，相反，由于其成长的过程，使其对“个人理性”的自信发展到了一个夸张的程度，所谓“自由”“民主”就会脱离原来的受类属性约束的轨道，对“弱者”的忽视会发展到极致，并被视为“神意”或社会发展规律。
物极必反。
人的类属性不会因为忽略而不存在，社会与自然环境显然也承载不了这样的极端发展。两次世界大战击碎了这种极端发展的“高速”轨道。类属性的觉醒，对这种发展方式造成的文化破坏、灭绝人性、环境恶化进行了反思。两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在世界的扩张速度被遏制，一方面是更具类属性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另一方面也源自于资本主义文化内部的反省。
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轨迹则正好相反。
中国古代文化显然是更偏化于类属性的文化，对个人的整体性认识衍射向整个世界，不仅在遥远的古代就成熟了“中医”这一今天的“科学”都难以全面解读的先进医学体系（今天的科学虽然从理论上认识到了中医的整体性理论的先进性，但对中医理论的内部建构还难以全面解析），而且从这一点出发，成熟了“天人合一”的内部观念。这种观念代代相传，最晚在周朝就形成了至今看来都较为科学适应今天社会解决世界性问题的政治体系。这就是赵汀阳先生所定义的“天下体系”（参见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中信出版社年1月版，以下简称《天下的当代性》）。更在秦朝时就形成了“车同轨、书同文”大一统延续两千多年的郡县治理体系。在近两千余年的历史发展中无论是政治治理还是经济发展都远远领先于世界各国。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从宋朝开始，随着儒家文化脱离孔子对“三圣”观念尊崇，中国文化逐渐偏离普遍重视人的整体发展的轨道，从全面重视到过度强调道德，从道德自高架到架空甚至向虚伪转向，社会治理体系也逐渐从高度的开放性走向封闭道路，对人的以道德的名义的压制，使个体活力逐渐缺失，进而使群体的活力丧失；“科举制”这一造成社会活动性与力量平衡的最主要资源流动机制变成了禁锢人们思想活性的机制。最终导致了近代社会面对外部力量冲击时的全面崩溃。
近代以来近二百年中国从屈辱甚至彻底放弃自己的核心观念通过各种“试错”行为重新选择道路、重建自己文化的过程（至今这个过程还远没有完全完成），则充分体现了偏类属性文化的韧性。
（三）
为了为今天的世界政治秩序寻找一种新的解决路径，赵汀阳先生考察了中国周朝的政治治理体系，以“内部化”政治势力的视角，分析了这种政治文化的优越性。只是，赵汀阳先生的理论基点还是近代西方肇始的“个人理性”理论（尽管他是反对这种个人理性的，但由于他自己也不能摆脱这个“个人理性”的理论出发点，这种反对也不能从人的本性这一根源上找到原因），因此，难以解释周朝“天下体系”出现的原因，把它归结于“幸运”（《天下的当代性》P），客观上否定的周朝文化沿袭于前人的延续性。其实，从中国整个历史的考察，赵汀阳先生已经接近找到打破“个人理性”隔膜的突破点，他看出了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但因为他不能从文化的起点上找这种区别的原因，只能把它归为历史的偶然。
但是，用偶然来解释一种文化政治制度的出现显然是缺乏深层的说服力的，更何况，要以这种“偶然出现”的治理体系解决未来出现的必然性，更难以得到广泛的认同。
实际上，我们从人类个体的相对弱小及对生命延续的执着，以及因由着这种执着而成为这个星球上生物链最顶端的存在，就不难找到“类属性”的必然性。
不论什么原因，人类出现在地球时，从个体上来看，最早是较为弱小的，而人类的初生儿相对于其他生物特别是大型动物如虎牛马之类，成长期又极为漫长。为了人类整体的存续与发展，我们的祖先在地球上筚路蓝缕，开拓创新，与天斗与地斗，同时也学会了与自己的生存环境相处。在几万年生存发展中，学会了使用工具，发明了交流的语言，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团结整体的力量。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发现了“文化”这一奇妙的事物，它让整合团队的力量更为容易，能使不同能力天赋的人各展其能，通力协作，战胜一个又一个个体能力远强于人类个体的敌人（如以人为食的大型动物，如恶劣的自然环境），不断地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直至成为地球的主要生命属类，以至于成为地球生命的“主宰”。整体，不仅成为延续人类类生存的条件，也是类生存的主要形式，更是人类个体得以生存的前提。整体利益大于个体利益，是人类生存的不证之理。这成为所有不同类型的文化团体的共识，所以，无论何种人类团体。其文化观念中，几乎所有的“美德”都与人类整体相关，所有的“美德”都是有益于人类团体、整体发展的德行。
在今天能找到的历史记录中，无论更强调群体利益的东方还是相对偏重强调于个体权利的西方，都留下了无数个有关美德的传颂，这些美德都与类的生存有关。这从历史上也证明的类属性于人的存在的天然性与根本性。
弄清楚了“类属性”的天然性与根本性，就会发现，资本主义所有的所谓个人天赋权利都不是必然的，至少它必须有一个限定条件——不危害类的利益；其次，在类受到威胁时，个人权利必须放弃——类对个人权利的剥夺并不是不可原谅的。即便“最民主”的美国，在战争期间也可能以国家的名义行剥夺个人权利之实。
类属性与个体属性是人的一体两面，互为依存，不存在一面对另一面绝对权利的问题。相反，以个人权利的名义行对团体利益的侵害之实，则无论在何种文化情境下，都会被视为“毒瘤”般的存在。
区别只是在于，个体力量在群体中的作用方式所导致的类属性与个体属性观念在文化中的相对差别，也正是这种相对差别导致了文化的分歧；又由于这种分歧不可能带有根本性，分歧的大小就会千差万别，从而衍生了人类文化的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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