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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是新时代的重要思想任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是建立文化自信的基础，而这种基础的建立应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壁垒。本文从中西思想对比中，说明西方文化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局限，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而不同、文明互鉴
习近平主席在年纪念孔子诞辰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说，“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习近平）。我们需要从理论上认清中西文化的特质，进而认清中国文化的当代价值，在新时代确立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将其视为我们的心灵家园。
一、从人类中心主义到天人合一
1.人类中心主义的困境
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人的解放、对科学的追求成为西方社会的思潮，当康德提出“人是目的”时，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就基本完成了它的理论形态。按照这样的理解，在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中，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在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中，人是目的，自然是完全服从于人的要求的。整个近代西方社会的发展就是一个人不断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过程。西方的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是，人是一种自在的存在物，万物之精灵，是上帝所塑造的最好子民。人是宇宙的中心，人是目的，其他都是次之的。这一方面表达了人的觉醒、自我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自然成为人征服的对象，对自然索取成为人类生存的主要活动。
现代社会的逻辑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人的能力是无限的，经济和科技都可以无限发展，由经济和科技发展产生的所有问题可以通过经济和科技的进一步发展来解决（张明）。但随着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人们发现自己所居住的家园—地球并不是一个可以供人类无限消耗的对象。环境的恶化，地球家园的破坏，使人们重新反思人类的行为。西方所提供给世界的这套现代理论有了问题。
2.天人合一思想的核心
“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精髓，若要溯源可上溯至商代的占卜。《礼记·表记》中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那时，古人在《诗经》《尚书》中也称帝、上帝，把他们看成无所不能的神，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商代凡事必占，所谓“先鬼而后人”。凡遇征战、田猎、疾病、行止等等，都要占卜求神，以测吉凶祸福。这种天人关系实际上是神人关系（张世英：34）。李泽厚（：95）指出，“‘天’‘帝’总与人事牵连，而非某种超乎经验、独立自足的主宰者。这一来自巫术活动的观念，经由礼仪制度的理性化，奠定了此后几千年‘人道即天道、天道即人道’，以天帝、鬼神、自然与人际交互制约、和睦共处为准则的中国宗教哲学的基本框架。这也就是‘天人合一’的真实源头。儒、道两家许多基本范畴、观念，是将这巫术礼仪中‘天人合一’的原始观念直接“入”文化和理性化的结果”。
孔子作为儒家创始人，从一开始便对天有一种很深的敬意。他告诉弟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这里所说的天，就是自然界。四时运行，万物生长，这是天的基本功能。在孔子那里，天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是作为自然生命的天，与人不可相分的天。另一方面，天仍保持着威严和一定的神秘性，“天生德于予，恒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这里的天具有超然性。不少中国的哲学家，如冯友兰、金岳霖等都认为孔子的天既有自然之天，也有神秘之天。董仲舒把儒家“义理之天”的“义理”向宗教神学的方向推进，认为天有意志、有主宰人间吉凶赏罚的属性。“人之（为）人本于天”，这样天不仅仅成为自然人之本，也成为人的终极依托，人的一切言行都应当遵循“天”意，凡有不合天意而异常者，则“天出灾害以谴告之”（张世英：35）。董仲舒通过对天人合一的解释，为儒家文化和汉帝国的统治者找到一个终极的支撑。李泽厚（）认为“天人合一”思想经历了汉代、宋明、新儒家等几个阶段。
从“天人合一”的角度去理解人和自然，这是中国思想的特点。因此，从一开始，天与人就不可分，要说明人的问题，就必须从天开始。这就是儒学“天人合一”的思想。我们不能从一般的西方观念来理解中国的天人合一。一般西方人所理解的天人关系，是指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这里实际上已经预设了二者的分而存在。儒学所说的“天人关系”，其深刻的内涵是承认自然界具有生命意义，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也就是说，自然界不仅是人类生命和一切生命之源，而且是人类价值之源。正因为如此，这一问题才成为中国哲学不断探讨、不断发展的根本问题。这里，人与自然是一种特殊关系，作为自然的天是一种生命哲学，天的根本意义是“生”。“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传》），天与人内在相连，这是儒家天人合一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显然，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于西方近代以来的天人二分，把自然作为主体人的征服对象而被无限使用，以及那些科学至上主义者是一个很好的纠正。
3.“天人合一”思想的当代价值
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于当下的世界发展来说，可给我们提供以下思考：
第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周易·文言传》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因为天与人不分，这样人必须按照自然的要求展开人类的活动，天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不再是被征服的对象，而成为人类的终极目的，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曹利娟、李树锋）。
第二，爱护自然，尊重自然生命。孔子说：“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话里包含了一种对自然生命的博大情怀。北宋理学家张载所说的“民，吾胞也；物，吾与也”，人与自然成为一个生命共同体，这就是一种基于天人合一的伟大自然主义（曹利娟、李树锋）。
第三，天人合一也是圣人之人生追求。物我两忘，在天人合一中陶冶情操。天人合一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理想的追求，也是人的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修养维度。“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道经第二十五章》）。人所最求的最高境界就是与自然的相融与合一，在人与自然、天地的相融中，走出个人小我的狭小天地，在自然的大我中获得精神的升华（曹利娟、李树锋）。
第四，新自然观。工业革命带来人类的巨大进步，今天我们讲天人合一，不是回到农业社会的“顺天”，不是回到庄子的“天人合一”。这种新自然观就是“以近代大工业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之后所产生的人与自然崭新的客观关系为基础，这个崭新关系不再是为征服自然而破损自然毁坏生态的关系，而是如后工业时期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同时恢复自然、保护生态的关系，从而人与自然不再是对峙、冲突的关系，而更应是和睦合一的关系；人既是自然的一个部分，却又是自然的光环和荣耀，是它的自由的主人，是它的真正的规律性和目的性。这是今天发达国家或后工业社会所要面临解决的问题，也是发展中国家所应及早注意研究的问题。而这，恰好就是‘天人合一’的问题，是这个古老命题所具有的现代意义”（李泽厚：-）。
改造自然，但立足于可持续发展；相信人的力量，但不再认为它是一个无限的力量，对自然的敬畏与爱护成为人的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当代中国所提出的“和谐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正是奠基在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基础上的，是在充分反思西方近代科学至上主义等思想的弊端后提出来的。克服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家所提出的主体客体相分、主体改造客体的人类中心主义思路，从中国的天人合一传统中汲取智慧，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当代世界的一个重要贡献。
二、从神人相对到人文精神
1.西方近代以来神人相分产生的问题
西方社会从启蒙运动以来，神开始失魅。特别是经过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后，西方的宗教精神开始衰落，工业化社会所开启的现代社会生活与基督教的信仰之间开始出现越来越大的问题。西方近代社会就是从神的时代到科学实证时代的转化。随着科学的进步，人的精神从基督教信仰中解放出来后所焕发的朝气和力量，使西方人扬帆万里，征服五洲。这样在西方的精神世界里面临一个深刻的矛盾：他们的基督教历史文化传统如何与现代社会协调。当尼采说“上帝死了”时，西方在精神上的危机已经表现出来。从尼采的结论中引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上帝死了！既然对上帝的信仰崩溃了，那么，建立在这一信仰基础上的全部价值观念，包括整个欧洲的传统道德观念，也就随之倒塌了（刘赋：37）。尼采语惊四座，道出西方思想文化的根本问题。
现代社会生活本质上是一个世俗化的生活，这与中世纪那种在神笼罩下的信仰生活有着根本区别。如何安顿人在日益媚俗的现代生活中的心灵成为近代以来西方思想界焦虑的问题。韦伯（）用基督新教伦理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兴起，说明基督教在文化上对现代社会的支撑性作用，但宗教信仰与现代生活之间的张力和紧张并未消除。
2.儒家的人文精神
任何民族早期都存在原始的宗教信仰，中华民族也不例外，在甲骨文中，我们的先祖也将自己的祖先称为“帝”或“上帝”；据卜辞说，上帝经常发布命令，以超越自然的力量支配着人间社会。但从商到周，中国文化开始发生了重要变化，周人开始从殷人的“先鬼而后人”的鬼神文化中逐步走出来，转向“先人而后鬼”的宗法文化，“敬德保民”说明统治者开始将重点转向人世间，而从周王自称“天子”，确立了宗法血缘制度后，在社会制度上割断了人神之间的脐带。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则从理论上完成了这种从鬼神信仰到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门诊靠谱吗今年白癜风最新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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