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年,(汉高帝五年),历经五年的楚汉战争接近尾声,刘邦于垓下(今安徽灵壁东南)一战最终击败西楚霸王项羽,刘邦称帝(汉高祖),国号汉西汉),建都长安。
西汉王朝的建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我国古代出现的空前大一统时期。依仗着政治统一的宏伟基础,刘汉王朝加速发展社会经济,通西域
,和匈奴,开创中西交流新的文化领域。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以博大的胸怀,吸收多元文化,兼容并蓄,综合百家之长,完成学术统一,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础,成就了一个千古未有的文化大融合的局面,使中国文化的体制与风貌基本巩固。在公元之初的二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凭着历史积累、经济繁荣、科技进步和聪明才智,把我们的国家建成为一个雄踞世界东方的强大汉王朝。汉王朝的鼎盛,造就了中国玉器史上继新石器时期(史前时期)、殷商盛世、春秋时代三大高峰期后的又一个黄金时代(两汉时期)。
1主要特征
玉器是远古先民创造的,是中华古代文明的象征。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无论是史前时期的氏族部落,还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国家建制,在所有社会物质财富中,与政治、宗教思想、文化关系最为密切的莫过于玉器了。汉代玉器突出地表现了国家礼制的政治用玉与“长生”、“不死”思想联系在一起的特点,其表现形式主要为驱体不腐、灵魂不灭的丧葬玉器及与天地鬼神思想关系密切的神怪玉器。
(1)玉衣制度成为国家礼制。
玉器创造是从人类的生产劳动中开始的,而中华玉文化理论步入统治者的殿堂是从人死后的丧葬活动开始的。中国人素来讲究重死之观念及其丧葬形式,两汉时,人们认为,玉器是身份的象征,葬玉属最高规格的礼遇。玉衣之作,初兴于东周,盛行于两汉,终结于魏初。两汉时期,帝王将臣们重视尸体的长期保存,认为人死后,升天之时需要形有其身,以玉护身能使尸体不朽,成为当朝的一种时尚风气。汉代丧葬玉器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为玉衣,是当朝特有的殓服。汉代提倡孝道与厚葬,推动殓葬用玉达到了完善的地步。汉代人的心目中,死者的安葬是生命的一种新的开始,用玉衣保护死者不朽毕竟不是最终目的,终极目的是通过玉衣、葬玉来与神灵沟通,才能具备引导升天的功能,以确保灵魂进入永久的天界。西汉之时,“周制”已崩,“汉制”勃兴,诸侯王、列侯王墓均按照汉王朝中央政权的礼制规定为之。玉衣具有最崇高的礼仪地位,这一礼制成了国家的一项重大的政策,列入了汉王朝的明文定制之中,是汉代政治用玉的集中反映。据《汉书》、《后汉书》记载,汉朝规定:皇帝用金镂玉衣;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用银镂玉衣;大贵人、长公主用铜镂玉衣。这标志着当时的国家用玉制度和制玉水平。由于金镂玉衣是汉代规格最高的丧葬殓服,象征着帝王的身份,汉王朝为此专门设立了从事玉衣制作的“东园”,其对玉衣制作工艺要求极为严格,从工匠挑选、选料、加工、玉片钻孔、抛光、缝制等10多道工序严格把关。据汉王室资料,制作一件中等型号的玉衣所需费用为当朝户中产家庭财产的总和。
《汉书·刘盆子传》曰:“有玉匣(玉衣)殓者,率皆如生”。古人对这种观念是深信不疑的,故汉代帝王皆以玉衣作丧葬礼仪中最高等级的葬具。年,在河北满城陵山,考古专家发掘了我国发现最早、影响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窦绾夫妇的金镂玉衣。刘胜玉衣(照片1)形体较大,全长1.88m,用玉片片,耗用金丝1g。窦绾玉衣全长1.72m,用玉片片,耗用金丝g。玉衣外观与人体一样,形制由头罩、上身套、臂套、手套、腿套和脚套六部分组成。依照人体外形而开片琢玉,玉片被磨制成长方形、方形、三角形、梯形、多边形,并将其抛光,四角打眼,再用金钱连缀,将整个人体包装得严严实实。其在选料、用材、造型技巧、琢磨工艺、精密程度、总体设计及器型规格上,属我国历朝历代位帝王丧葬礼仪中空前绝后之作。在汉代的中国,上演了以玉衣殓葬的壮举,形成了中华文明史上丧葬用玉最为奢侈的一幕,成为举世无双的奇观。至此,我们才逐渐明白,为什么“略输文采”的汉武帝会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常年不断搜求长生不老仙丹的原因所在。我们从金镂玉衣的珠光宝气发现,具有上古渊源的玉崇拜、天命观和鬼神观念仍然存在于西汉统治理论之中,并有了创新与发展。
(2)神鬼玉器大行其道。
中国玉器诞生后,由于中国古代政治与天地、鬼神思想是互相联系,互为因果的,故玉器被打上神鬼的烙印。
鬼神思想源于远古时代,在北方较为盛行,至周朝己渐衰落,经春秋战国后,渐为先秦理性思想所替代。井将大量神秘的远古传统礼俗、神话留存于《离骚》、《九歌》及《天问》作品中,以及收藏于楚山、楚水、楚乡和楚俗中。
西汉王朝建立后,在文化艺术领域大量继承和发展了战国时期楚文化的传统,当时楚歌、楚舞、楚声及楚韵传遍了大江南北。西汉王朝的开国君臣及汉军将领大多数出身楚地,他们打下江山、登上政治舞台后,便把楚乡的文化习俗带到齐鲁之滨及中原大地。汉高祖刘邦衣锦还乡时,一曲“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顿时传遍了大江南北及中华大地。原楚文化中的巫教鬼神、迷信思想便充斥于汉代的文化艺术之中,借助于汉代政治统一和经济繁荣的强大动力,推动着阴阳五行、迷信思想及神鬼习俗的蔓延。汉代人对玉的认识是和鬼神思想牢固地掺合在一起的,对鬼神信念的迷狂、对楚人飘游六合九洲及上天入地的向往、以及对死后幸福的追逐,引发了汉代玉器的重要变化。神鬼、神怪及神仙题材的玉器大量制作和流行,采用写实与夸张的创作手法,将人们想象中富有浪漫色彩的神仙生活与现实中有生活气息的人间世界有机结合,创造出一批神气瑰丽、洒脱奔放、气势非凡、精美绝伦及富有梦幻色彩的艺术佳品。出现了人面兽身、人身兽尾及兽生双翼的人兽合一的离奇造型和似兽非兽、似鸟非鸟的动物玉器。
由于鬼神、鬼怪玉器的问世,加重了人们辟邪的心理,汉代时兴以玉驱鬼,又促使汉代玉刚卯(照片2)(为男性饰物,必须成对佩带,用以驱魔避邪,有“强汉”的寓意,大多数成为皇帝的特佩)、玉避邪(照片3)、玉司南佩及玉翁仲等具有神秘色彩的避邪玉器应运而生,乞求神灵保佑和避除不祥。正如《说文》所曰:“亥刻大刚卯以逐鬼魅也”。
(3)丧葬玉器登峰造极。
凡生命之属,皆不能不死,这是亘古不变的规律。人类生死相续,繁衍不息,推动着社会不断地向更高的文化层次发展,自原始先民的“灵魂不灭”宗教意识产生以来,形成了以玉殓尸防腐而护“灵魂升天”永存的习俗,从战国起形成了一套“葬玉”之制。
汉代厚葬意识不象远古时代,认为由天帝来主宰人们的生死祸福。再因受科学发展水平和认识能力的限制,玉器能使人永生的观念受到重视。
两汉的殓葬意识是在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并通过各种人为的手段去追求天上人间的永恒快乐的。在这种思想支配下,鬼神世界再也不是高不可攀的境地,而是千方百计地用各种古往今来传统方法升华到神仙的境界中去,并把人间创造的物质财富也带到那里去享受。这是汉代在全国范围进行厚葬的意识根源
丧葬玉器专指供丧葬入殓之玉器,是中华玉文化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古人认为“口含玉石,欲化不得”。晋时葛洪撰《抱朴子》中有“金玉在九窍,则死者为之不朽”。因此,汉代葬玉之风极为普遍。人们把玉看成是神奇的有生命的宝物,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能呼风唤雨,驱神使鬼,惩恶扬善,去邪扶正,能解除人们的忧愁祸患,它附于人体,即为正人君子的化身。故两汉时期厚葬之风日盛,达到顶峰,成不可遏止之势。上至皇室,下到民间,无不极尽所能,几乎达到无所不用其极。古往今来,厚葬之风无有超过汉代帝王。出现了千古一绝、形若真身的玉衣和防止人体精气、腐液外泻的成套的九孔玉塞(照片4)(口塞、双眼塞、双鼻塞、双耳塞、根塞、肛门塞)。盛行以玉蝉为王含,玉蝉是古代使用最久的一种葬器(照片5),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中已有发现,一直兴盛不衰。人们认为蝉幼虫自土中钻出,蜕变成虫,而飞向天空,放在死者口中,作为转世再生的象征,表达生者祝愿死者的灵魂如蝉蜕而升天。汉代玉蝉型制简单,在和田白玉、青玉上琢磨出双眼、头部、双翅及简洁纹饰,用刀极其简练准确,具有汉八刀的风韵。玉蝉在中国古人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被视为纯洁、清高及通灵的象征,含于口中则祈求死者身体不受侵扰,可净化身体,以达仙界。两汉时,人们基于朴素的想法,不忍心让死者空口而去,于是在死者口腔中放入各种寓意吉祥的王含,这样,既能慰籍死者的亡灵,又能安抚生者的身心,这是王含产生的原因。
两汉的丧葬玉器在人世间(装饰玉器)和幽冥世界(丧葬玉器)两种天地中同时发挥作用,从用玉观念的角度分析,这是汉代特定条件下创造出来的东方综合思想最完美的天人合一的体现。在当今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信息时代,人类已经毫不含糊地征服宇宙太空,但并没有完全摆脱古传重死厚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及中华民族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孝道理念。
2文化特色
文化是历史的产物,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不同的历史背景会形成不同的文化结构,不同的文化结构蕴涵着不同的文化涵义,会演绎出不同的文化特色。汉代文化是以君主制罢黜百家为一统的文化为特色的“经学”,是追求道德的儒家文化。
(1)独尊儒术,使玉德思想深入人心。
汉许慎《说文》曰:“儒,柔也,术士之称”。儒为巫祝方术之士,是殷商时代逐步发展起来的一个特殊阶层。商代的儒生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是当时社会文化的主导者,能直接为国家政权服务,所从事的工作为相学、教学,成为社会文化的传播者,商代儒生的社会地位很高,已成为与当权者休戚相关的社会阶层。
中华玉文化的发生和发展与儒学之起源、传播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在从巫到儒的过程中,儒学对玉器的使用和对玉文化进行了大规模地演绎,其应用范围从人类生前装饰和死后丧葬逐步扩大到国家的政治、思想、宗教、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使中华古代玉文化走过一段规范化和理论化的过程,走向了独立完整的文化体系。最终进入儒教的理论范畴,为逐步汇入国家统治理论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理论基础和物质文化基础。将中国远古玉文化成果融入儒家统治学术思想,使儒学成为专制政治的理论基础,并载入国家的典章制度,是中国玉文化历史性的飞跃,并形成独具特色的儒家玉文化,为后世玉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公元前年(后元三年)正月,武帝刘彻即皇帝位。随着西汉王朝国力的渐渐强大,政治、经济的统一必然要求思想文化的统一。统治者需要从政治上、经济上不断强化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变汉初的“无为”为“有为”。政治大一统,要求思想大统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以玉比德之学术正好符合西汉王朝统治需要。公元前年(元光元年),汉武帝采纳一心钻研孔子学说的西汉思想家董仲舒(公元前—年)的建议,把儒家学说作为国家的最高政治原理,并将其思想作为衡量思想文化惟一尺度的“大一统”思想,独尊儒术,下令排斥百家之言,提拔重用儒生,罢黜不治儒学之政府官员,即史书记载的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事件。从此,儒家思想取代了百家学说,儒术从私家学者的书斋走进太学,儒学被尊为“经学”。即《诗经》、《易经》、《礼记》、《尚书》、《春秋》五种,称为五经。在太学设五经博士,开始以家法教授,并在中国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成为经典,视为教育人们的手段,安定社会的精神支柱。成为封建社会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文化结构的形成是与当时的历史传统相联系和相适应的。以和田玉为主流的王玉是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上的,是以玉为中心的道德文化。玉的品质是天生的,是大自然(老天)赋予的,儒家借物象形,把玉和德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可谓天衣无缝。在西汉独尊儒术的学术思想影响下,以“德”为精神支柱,概括了“君子比德于玉”的思想,将玉与君子结缘,促进了装饰玉器的流行和广泛佩戴,一为避邪,以玉佩装饰人身;二为将玉与德结为一体,成为翩翩君子的道德形象。在汉代的中华大地已蔚然成风,承传着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玉文化经历了数千年的历程,文化内涵愈来愈丰富,越来越深刻,至成经典,得到巨大发展和广泛传播,开辟了历史新纪元。这一千古遗俗流传得相当久远,时至21世纪的信息时代,分布全球的华人佩玉者仍成千上万,数以亿计。
(2)吉祥文化是独特的历史风貌。
吉祥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永恒的主题,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能帮助人们从心理层面和社会生活层面上树立信心,并积极进取与创造,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玉器之所以能表现吉祥文化是因为玉器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是中国人传统的人文精神所决定的。
汉代玉器吉祥文化具有以下特色:
①宗教性。避凶祈祥是人生的一种理想。吉祥思想可以压倒恐惧心理(避凶),促发平安的期望(求吉)。因此,其理想具宗教性。吉祥文化让人生充满美和善、恬悦及乐观向上的情欲,去追求至美至祥的天国中的幸福生活。将现实生活与宗教相结合,呈现出浓郁的情景交融的生活气息与浪漫色彩,反映了对人生、理想和宇宙的向往,是吉祥文化宗教积极性的表现,是宗教特质所决定的。
②民俗性。中国的民俗文化在汉代正式形成并系统化、深入化,而成为民俗学的基础。汉代玉器吉祥文化表现了民众的重要信仰,即在现实物质生活中得到的就可以在精神灵魂的欲求中得到满足。汉王朝统治者正好利用人们这种消极自我的“道化”观念及作用,利用民俗(风俗政治)即民众对吉祥之渴求来有效地治理和维护两汉王朝的统治,并作为治人的麻醉剂和国家的支撑力。
③楚文化性。
汉代在文化艺术领域大量地继承和发展了战国时代的楚文化传统。《楚辞》、《离骚》已为汉代人们留下了奇异多彩、长生不死及逍遥自在的至乐天国。汉王朝的政治统一和经济繁荣的强大动力推动了汉代玉器的兴旺和发展。汉代吉祥玉器的内容和形式绝大多数来源于《楚辞》之中,玉器的文化内涵较好地保留了楚文化中的想象、炽情、优美、浪漫的情怀,震憾着人们的心灵(照片6)。
④哲学价值。
汉代玉器吉祥文化还具有其鲜明的哲学价值,具体作以下三方面的分析:
(a)吉祥文化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生命哲学的特点,阐明了生命哲学的三大价值:生命存在价值(长生和长乐)、生命延续价值(宜子宜孙,永世不绝)和超越生命价值(理性思考人格和命运)。体现了宗教学、神话学、历史学和哲学的相融合,表现了汉代吉祥文化的学术思想价值。
(b)吉祥文化具有鲜明的真、善、美的特性。其“真”是在仙道意识下的“幻真”,而非事物的“本真”。其“善”是在宗教、神话和信仰基础上所表达的现实生活与理想追求的一致性。其“美”是以自由、浪漫与和谐的形式,表现了人生价值的最高境界。玉器从一出现就成为审美文化的一种开创,汉代吉祥玉器真、善、美内涵的重点是善和美,用来解读人生和构建未来,将它引向善(宗教的)并达到美(审美的)意境,其作用和意义完全符合中国传统美学从宗教至审美的规律和特点。
(c)吉祥文化符合“修身而养寿”的道德观。汉代人的吉祥意识在于满足现实世界人们的心理欲望。吉祥文化的哲学思想认为,人生有三欲:生命快乐、长生不死和超世成仙,都与长寿相关。故两汉时期与“寿”有关的古祥玉器多而普遍。从这个层面分析,“修身而养寿”是吉祥玉器哲学思想的道德观。
(3)儒道融合是玉文化亮丽风景。
玉器是属于物质和精神合二而一的产品,其主体归根结底属于文化艺术创造,属于精神财富。汉代玉文化的重要特色表现在儒学与黄老之学的相互交流、融合。道教在思想、教旨、文化都源于中华本土的民间宗教,是在东汉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在汉代玉器中,反映了儒道融合内涵,在“道”与“器”的两种观念上,多表现为道器并用的思想。“道”主要指玉器的内涵及礼乐的规范性,“器”指玉器的实用性。在周代,玉器的道器观念突出地表现为“重道轻器”。儒学先师孔子认为,玉器,基本上属于“小道”,持轻视的态度,但并没有否定其作用,在《论语·子张》中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从西汉开始,玉器的“道器观”有了较大的改变和发展,玉器的功能侧重于“器”。集政治、经济、宗教、道德、文化、艺术为一体,成为帝王将相、达官贵人及文人雅士的宠物,玉器作为“器”的价值和意义得到极大的提升,成为汉代玉文化独特的风景而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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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超硬材料工程，年01期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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