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软与硬东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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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视点: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软”与“硬”

特约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张伟然教授

主持人弁言:

严格讲来,历史文化地理成为中国历史地理的一个重要分支,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事。此前,尽管中国人很早就有关于文化地域差异的观察和思考,也出现过不少相关的研究论著,但那时历史地理学者很少涉及这一研究领域。

中国人思考文化的地域差异,一个惯常的思路是比较各地的文化发展水平,特别是各地所出文化人物的多寡。因而,在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兴起之初,一时间风起云涌的是对各地文化人物的统计分析,由此兼及各地的文教设施、文化成果等相关指标。与此同时,受到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渗透,对历史方言、宗教、民间风俗等文化要素的地域差异的探讨渐次兴起,由此上升到对地域文化综合体的思考。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个新的问题出现在历史文化地理学者面前:我们可以按照现代科学概念,设定种种文化指标,勾画出古代的文化区域,然而,这些所谓区域是否符合古人的亲身感受?如果不符合,这种研究结论到底有多少学术意义?

由此兴起了对古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域的讨论。由点及面,又兴起了对古代文化认知过程、认知机理的探讨。

文化与历史地理学的其他研究对象有所不同,它不是一个纯客观的东西。站在“自我”与“他者”的角度,很可能有截然不同的感受。一般来说,对历史文化水平进行分析、探讨历史文化的地域差异,基本上是采取“他者”立场,希望得出一些科学结论。表面看来,这种研究是很“硬”的,因为所依凭的都是一些客观证据。然而实际上,对分区指标的考量和选定,却是一个主观过程。可以说,研究者选择什么样的分区指标,就有什么样的分区方案。比较极端的情况是,有多少种分区指标,就会有多少种分区结果。

相比之下,关于文化认知的研究似乎要“软”得多。因为认知是一个心理过程,很容易出现个体差异。可是事实上,历史文化地理研究要面对的认知,并不是研究者自己的认知,而是古人的认知。这种认知是不以研究者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研究者的任务,是要复原、重构这种认知。对于尊重证据的研究者来说,这其实是一项很“硬”的工作。

此次刊发的两篇论文,都属于地理认知层面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由于力求贴近古人的观念,这种研究除了解决历史文化地理本身的问题,还可以对历史地理其他分支起到一定支撑作用。例如,对五代以降钱塘江两岸地域耦合的讨论,要是欠缺地域认同感这一块,那简直是难以想象的。而东晋南朝时人对南方山林的地理认知,则是中国本土地理观念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摘要:

汉魏以前,中原人将南方视为畏途,其地理认知十分粗疏。这一状况在永嘉南渡后发生很大改变。本文从认知主体和载体两个层面,着重分析作为南渡北人及其后裔的文人、僧侣以及地方官员在认知重点和表达方式上的差异,进而论述对各区域的认知特点。文章认为,对南方山林认知的提升开阔了以原先北方为主体的观念世界,为文学审美拓展了新途径,并触及了生物气候地带性规律。

对新鲜地理景观的感知,向来是文化地理学者很感兴趣的研究课题。中国自进入有文献记载的历史以来,黄河中下游占据了绝对优势的文化地位。秦汉以前,黄河中下游的经济文化水平高出其他地区一大截。因此之故,当时中国文化中的地理经验,基本上来源于黄河中下游。公元4世纪以后,永嘉丧乱导致大量北人南迁,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定居于长江流域。这些人来到一个迥异于北方的地理环境,大大地开阔了此前以北方经验为主体的观念世界。

早在年,谭其骧先生就在《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一文中,为当时南渡人口勾勒了一个大致规模:“截至宋世止,南渡人口约共有九十万,占当时全国境人口约共五百四十万之六分之一”;并且他注意到“自是而后,东南人物声教之盛,遂凌驾北土而上之”。[1](P-之后,陈桥驿先生在研究《水经注》的过程中,注意到东晋南北朝是一个“地理大交流”的时代。[2](P18-23)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的历史文化地理学者将研究视野扩展到地理认知的层面。笔者张伟然发表了《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域及地理意象》,[3](P-)其中有不少内容牵涉到当时人的地理认知。随后,出现了多篇以地理认知为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如马强的《唐宋时期中国西部地理认识研究》,[4]王永莉对于边塞诗地理意义的考察,[5]以及董枫就泰顺县展开的对明清时期官方和民间地理认知的比较。[6]此外还有不少单篇论文,其中大部分偏重对历代边疆地区的认知。[7](P23-32)、[8](P43-50)

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内地各区域地理认知的发展过程,还很少被学者纳入讨论。而这一方面,其实构成了中国本土地理经验积累、升华的主流过程。因此,本文对永嘉南渡后关于南方地理认知的增进加以讨论。考虑到当时北人虽然对南方的一切景观均感到新奇,毕竟以山林蔚为大宗,本文即暂不涉及其他景观类型。且限于篇幅,本文着重讨论当时地理认知的一些基本特点,尽量不作繁琐的微观论证。

还需说明的是,本文所谓南方,北至秦岭—淮河,南及岭南。但巴蜀地区除外。尽管巴蜀地区大部分时间也处于东晋南朝的统治范围内,而且有大批北人迁居于此,但它自成一个地理单元,当时留下的材料极少,相关讨论难以展开。又,本文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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