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全省性的大规模的文物调查工作进行了三次，分别在—年、—年和—年。年《中国文物地图集·山西分册》的出版，集结并展示了20世纪山西省的文物调查工作及其成果。其中，新石器时代遗址已经发掘的有78处，发现仰韶文化遗址处、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址处、龙山文化遗址处。
在全省文物普查的基础上，各区域也针对性地对新石器时代的遗存进行了一些具体的调查、发掘以及相关的研究工作。根据历年来有关山西新石器时代的田野考古工作情况、考古资料的发表情况以及相关的研究性认识，可以将山西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工作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山西新石器考古的初始阶段。
山西境内的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田野调查和第一次考古发掘工作均在晋南地区。年12月下旬，李济和袁复礼先生对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进行了考古调查，从太原出发，先后经过介休、霍州、临汾（尧陵）、翼城、曲沃、绛州（今新绛县）、运城（舜陵）、安邑（年并入运城）、夏县，发现了一些古代建筑、碑刻等，并采集了一些遗落于地表的陶片。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夏县西阴村发现了大量史前彩陶片，进而判断该遗址规模较交头河遗址要大。随后于年10月，李济先生主持了对西阴村遗址的考古发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该遗址的遗存最接近于安特生“六期说”中的仰韶期。作为第一次由中国学者独立主持的田野考古发掘，这项工作在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展上意义重大。
考察队伍离开太原时的情形，雇了骡车运送标本（坐车上者为李济先生）
年，山西公立图书馆、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研究所以及美国弗利尔艺术博物馆合作，对万泉县（今万荣县）荆村瓦渣斜进行小面积发掘，除发现西阴村之类的红陶和彩陶片之外，还发现陶窑和一些灰陶片，器类有釜形斝、釜灶、小口折肩壶、折腹盆、敛口瓮。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搞清楚这类遗存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
20世纪40年代，两位日本学者在山西境内进行了有关考古遗址的调查。年，和岛诚一对晋南地区和太原盆地先后进行了三次考古调查，发现新石器遗址5处。同年，小野胜年在临汾一带进行调查，并于年在北京出版了《金城堡——山西临汾金城堡史前遗迹》，依据现有的认识，该遗址的文化面貌应属于陶寺文化。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考古学刚刚起步。尽管如此，西阴村和荆村的发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晋南地区存在着以红陶和灰陶为代表的两类新石器文化遗存。学术界也立即对这些首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产生了全面的兴趣，除了就其文化面貌及年代进行研究之外，梁思永先生和吴金鼎先生先后对这一时期的陶器进行了专题研究。
梁思永和吴金鼎两位先生均是在留学期间以国内考古材料为研究对象来完成各自的学位论文。梁思永先生以所发掘出的西阴村陶片为研究对象，写成一篇英文论文《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获得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考古专业硕士学位。该论文年以英文单行本出版。该文对西阴村陶片作了5个级别的分类，并与国内外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进行对比分析，推断西阴村与河南仰韶村的年代同时。附录二显示了西阴村陶片的主量元素的化学成分含量，这应是中国考古界内最早采用科技手段分析陶器的案例。吴金鼎先生的博士论文《中国史前陶器》，全面分析了当时已有的史前陶器材料，涉及7个地区，共28个遗址。山西组的是西阴村和荆村的材料，在最后的陶器类型和年代序列分析中，将西阴村和荆村的红陶归为第一类，荆村的灰陶归为第三类，荆村有晚于西阴村的遗存。吴金鼎从颜色、形状、材料、厚度、制法、器表处理、装饰等7个方面对各类陶器进行描述，在此基础上对各组陶器的技术特征进行对比分析。相对于李济和梁思永两位先生对西阴村陶片平面式的分类，吴金鼎先生已较全面地识别出陶器的不同特征，并提出明确的分类标准，尤其是将制陶技术也作为陶器分类的一个标准。
吴金鼎先生的博士论文《中国史前陶器》
二、第二阶段
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末，考古资料的积累和以考古学文化过程重建问题为主的研究阶段。
鉴于考古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它在运用物质文化资料研究历史时，必须首先解决这些资料的年代、分期、文化谱系等基础性问题，也即所谓的物质文化史的重建。因此，学术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有关山西史前文化的白癜风怎么诊断症狀北京看白癜风哪间医院最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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